“很美丽吧？”
我在那山脊上的村子望向山谷壮丽的景色，一个村民自豪的问我。那是照亮婆罗洲（Light Up Borneo）在2019年9月在沙巴的一次水电义工团旅程。东马不少内陆村庄长年没电供，这团体就为求助的村庄安装微型水力发电设施。那村庄名叫甘榜巴兰邦（Kampung Barambang）。有团员说，这村子的不见经传程度，是连兰瑙市区都没人听过有这样的村子。
“要不是这烟霾，你会看见更美的景色。”
当时的新闻报导称，烟霾又从印尼飘过来。就如往常那样，本地新闻管道从不追究在印尼焚林的种植业集团是否涉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公司。只要一句“印尼人干的”，就足以解释烟霾问题。而本地人，也会趁这烟霾时期公开焚烧，反正大家看到烟就说是“印尼烟霾”，没多少人会追究区分。
这就像某些地方的政党败选时，支持者们就说是“原住民的错”。
有人说，历史乃强者所写。以此推论，最凛然堂皇的卸责说辞，往往也是强势群体掰出来，并广传成“天下皆知的真理”。
这境况，让我想起日本古老的东北地方。这今时清森、秋田、岩手、山形、宫城以及福岛六县的所在之地，在古时候是羽国和陆奥国的版图，统称奥羽。
日本首个殖民地的故事
日本列岛最早的居民到底是谁、从哪里来，至今众说纷纭。如今较为受到认可的答案，是虾夷。宫崎骏名作《幽灵公主》的男主角，就是虾夷末裔。其后，有另一批族群从大陆迁入列岛南部，在那里开枝散叶，后来就形成所谓的大和政权。
大和族群受唐朝文化和朝鲜文化影响，其水稻文化有别于虾夷游猎文化。大和势力往北扩张，一路以融合政策同化各族。拒绝受同化者，就只有往北迁，逐渐在奥羽地方聚集。这种抗拒日益明显，大和政权的应对方式也开始趋向军事手段，官方文献就把这些抵抗势力丑化，虾夷之称即由此而来。从昔日的奥羽，直到今时的东北地方，这里的居民，近千年来在日本社会不断的被抹黑成顽固不灵、抗拒发展的社群。
二战后的环境，在日本学界形成平反东北和虾夷的契机。学者高桥富雄回忆当年日本战败如何驱使他研究东北时说：“我们一直以来接受的教导，就是这个国家在全世界是最伟大，直到战败后，一切瞬间成空。眼前取而代之的事实，是日本在这世界上是最糟的国家、最糟的人民。”既然昔日所见的日本是如此不堪，他希望可以藉著历史寻找可以引以为傲的日本。
根据高桥富雄的说法，东北地方是历史上最早的日本政权殖民地，是最早的侵略受害者，也是“反抗古老政权统一企图的地方”。作为大和政权的殖民地，东北社群被迫种植水稻以满足殖民者的需求，结果寒冷气候造成歉收以致饥荒变成挥之不去的梦魇。日本政权在二战的种种行为，是对东北殖民和歧视的再版。战后的日本失去海外殖民地，就再次把东北地方当作资源搜刮对象。
到了1980年代，日本社会基本上已经忘了战后年代的困境。人们眼前的困境，是经济起飞的种种社会问题。这时候，倾向于保守主义的学者和政治领袖开始利用东北研究打造国族论述。哲学家梅原猛就主张，古时候游猎为主的绳纹文化以及水稻为主的弥生文化，造就今时的日本文化，而绳纹乃日本精神之根，东北地方则是历史上绳纹文化发展最蓬勃的地方。这论述，不但把东北地方变成日本文化的归宿，甚至还可成为全世界现代化后遗症的解药。
东北研究的论述，就这样从对内部殖民的批判，变成政权的化妆品。
2011年3月11日，东北地方遭遇地震海啸核事故。灾难发生后，昔日京都对虾夷的厌恶和抹黑，逐渐在各界的言辞一一浮现。那“东北地方是日本精神归宿”论述仿佛变成破烂包装纸，迫使学者们再次面对“东北是政权殖民地”的残酷事实。
在一次媒体访谈，民俗学家赤坂宪雄透露，他在1990年代初看到的东北，依然充满二战前的回忆，人们都说：“东北是个男人当兵、女人当娼、百姓把米进贡去东京的地方”。 311三灾发生后，一些记者强忍怒气告诉她，许多东北女性从事AV行业，有些人就认为廉价消费女性的市场带旺了经济，“大家皆大欢喜”。
一位老家在东北的日裔友人告诉我：“东北是个被遗忘的地方。二战前，东北被遗忘。二战时，东北被遗忘，日本倒是发展了台湾。二战后，东北被遗忘。直到改良种稻技术后，东北开始有起色。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三灾。无论如何，东北是个景色美丽的地方。”
被遗忘的东北地方，就像马来西亚被遗忘的内陆地方。
森林给伐木商，土地给发展商，原住民当园丘工人，选票送政党，村庄淹没建坝吸引高耗电外资，人们被迫离乡背井找生计，一箩筐的牺牲却换不到最基本的水供、电供、道路。
回到那山脊上的村子
村子水电安装完成后，当天晚上就庆祝916马来西亚日。村长致词的时候述说历年政党赢了选票却从不把电供办好。那时候，趁著天空突然放晴，我独自跑到高处拍摄星空。对熟悉星空的人们而言，有些人得出星星和星座的名字，有些人忆述古老的神话故事。然而，较为常见的，是把星空、银河、流星，当作背景点缀，从不需要在乎什么故事、什么回忆。这就像在马来西亚“三大民族”以外那些没有脸孔的“其他”（dan lain-lain），或东京人看不见的东北地方，都是毫不起眼的他者。
赤坂宪雄一名读者曾致电邮倾诉说，东北地方在灾后需要的，是摆脱现有剥削制度的复兴，并非只求恢复原状。如今，马来西亚政坛和社会所说的所谓“疫后复苏”，是否只要求恢复昔日的政治经济模式，包括藉著搜刮他人换来的安居乐业？我们对复甦的要求，是否包括反省？
但愿安居乐业的荣光，归于马来西亚边陲地方，以及日本东北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