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新冠疫情恶化的时候，就会掀起测试剂盒抢购潮。街坊邻里最在乎的，不外是哪个牌子最精准、该用RTK还是PCR，或者哪家医院诊所的诊断最准确。
当然，也有人是不把疫情当作一回事，主张“这跟伤风感冒没分别”，若身体不舒服买药吃就好，所以从不在乎这测试精准度的问题。
在森林保育课题方面，森林若病了，生态平衡发生变动，一样需要有专人或专门技术去察觉、测试、诊断，从而对症下药。对于察觉不出细节差异的门外汉而言，森林就只不过是一堆树，铲平前和铲平后的差别就只在于有树和没树而已。然而，在熟悉森林生态的人们眼里，他们可以察觉植物品种的分布变化、某些动物开始消失、传染病在森林周围社群的病例起落等等。
在疾病防范方面，我们需要优质测试剂和诊断服务。在护林以及生态保育方面，我们需要对森林有敏锐触觉的人才。原住民就是这样的人才。他们传统文化对森林的重视，就是这类人才来源的保障。
马来西亚自然协会在柏隆天猛莪森林进行的犀鸟保育项目，就和当地的两个原住民村庄甘榜楚威（Kampung Chuweh）和甘榜双溪迪昂（Kampung Sungai Tiang），有长达十几年的合作关系，至今聘雇6名村民为全职犀鸟守护人。除了职责范围内的犀鸟观察，这团队成员也学习摄影。今年6月，自然协会就在槟岛兴巴士艺廊展出他们的作品。
环保组织聘雇原住民，著重的是对山林环境的熟悉。原住民若要在森林局之类的政府机构求职，就必须至少拥有大马教育文凭（SPM）。这要求对绝大多数村民而言，已经是闭门羹。
自然协会犀鸟保育项目高级保育专员兼项目经理叶振益就指出，这些村庄的学校通常是小学，在比较大的村子就有中学，但通常只能让学生读完初中。村子里的少年若想要修完高中，就必须申请到邻近城镇的中学去上课。而距离甘榜楚威最近的宜力，水路加上陆路行程需要大约1小时。
穷困问题
近几年来，政府为了杜绝盗猎活动，开始聘雇原住民巡逻山林。
“重点是在于保护老虎。我们已经失去了苏门答腊犀牛，如果连国徽护盾兽也保不住就实在太丢脸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著原住民社群和森林的密切关系让他们和铁饭碗开始沾上边。这种聘雇关系，仅在于雇主为了加强人手而聘雇技术杂工。政府何时会正式承认原住民传统为护林保育的重要资本，客气的说是充满未知数。
与此同时，现今原住民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金钱，不像列祖那样衣食住行都从森林索取。通膨当前百物涨价，这些原住民就只有和其他穷人一样受困、为粮食发愁。家园与城镇之间的距离，意味著每次购买日用品是需要花一笔旅费。
穷困问题若持续恶化，他们有可能就会受雇于猎集团。这境况，就像电影《可可西里》的剧情那样悲怆。
叶振益认为，如果要吸引新一代原住民选择保育事业，就需要砸更多资金，加强这领域的饭碗。“原住民社群可以是森林保育的最佳防线。让他们继续生活在森林里，从事他们擅长的事，并从中获得稳定收入。如此，他们就可以向盗猎集团表态拒绝。”
盗猎活动一直以来与瘟疫问题密切相关。来自不同国家生态圈的动物，一旦被盗猎集团摆在市场兜售，病毒或细菌是有可能在密集环境下透过宿主体液传播，进而引发人畜共通瘟疫危机。
偏见根深蒂固
在野生动物保育战，失去原住民社群这条防线，后果可以是极之灾难性。原住民无法在他们熟悉的森林环境凭著护林或保育事业而安居乐业，其中涉及城乡发展的不平等问题，而不是因为护林和保育行业“肯定没市场”。
平心而论，如果国内专科医生都挨饿，被迫卖器官赚钱生存，除了要正视这种市场和背后集团的操作，更要追究政府和社会为何让从事这么重要工作的专才挨饿。熟悉森林、热爱森林、以森林为家园的原住民，这些人才为何不能安居乐业成为森林的“专科医生”以贡献社会，政府和社会当然要反省，尤其是正视崇拜藉毁林搞发展的常态。
大约两个月前，东马人熟悉的香菠萝（buah tarap）成为数个杂志网站的焦点。美国一名植物学家，在研究这植物栽培品种和野生品种的基因关系时，发现到杜顺族和伊班族一直以来都把这“两种香菠萝”视为不同的植物并赋予不同名称，从而发现这所谓的“野生香菠萝”其实是植物学界从未记载的物种。
这发现凸显原住民知识对物种认知和保育努力的重要性。毕竟，如果物种的差异受忽视、没记录，其存在和灭绝就不会受到关注，物种存亡造成的生态危机就更难察觉。
在一个长期鼓吹搜刮资源、歧视原住民、连集水区森林都不重视的资讯常态环境，要传达原住民社会的生态安全防线角色实在不容易，要使这防线成为事实就更需要更大的政治意愿、更多团体的支援、以及更多的资金。
如果有一天，原住民都接受“油棕园也是森林”的说法，那种情形就像“RTK不管一条线还是两条线都没分别”。
原住民社会，是城镇社会的预警系统，两者是唇齿相依。他们今日的困境，若受漠视，将成为我们明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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