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导，美国现任联邦大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有意推翻1973年的堕胎合法的法案。若真的推翻了这个堕胎法案，那么可能会进一步波及到其他领域如同性婚姻。
由于美国主流大众媒体与大专院校多受到自由派的控制，一般上外国人也多以为美国是个很开放甚至是放纵的社会；实则，美国是个充满悖论的国家。既有自由开放的一面，也有颇封闭保守的一面。
在政治思潮上，由于受到美国主流自由派媒体倾向性报导，外国也难免受到潜移默化，只看到美国自由开放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拥有颇大影响力的思潮，如保守主义思潮或基督教神学政治思潮。
在美国国内，这类保守派阵营通过他们的媒体如电台与电视台抨击自由派不爱国；娘娘腔；感情用事；堕落；破坏美国的传统；致成美国的没落等。
比方言，保守派法官与学者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在其《死气沉沉地走向罪恶之城》（Slouching Towards Gomorrah）大事批击极端或激进的现代自由主义已导致美国及西方的没落。伸言之，自由主义是一把两面刃，若受到传统美德的调节，它会发挥正面的作用，可若失去传统美德的调节或限制，便会走火入魔，而1960年代以来美国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已走火入魔，走向其反面。
当然自由派则指责保守派食古不化与时代脱节，这个自由派对保守派的论战在美国一般称为文化论战。这个论战涉及的领域颇大，基本上包括以下主题：
宗教及其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如能否在学校祈祷；婚姻，特别是离婚的是与非及家庭伦理；同性恋对异性恋；两性平权；种族政策，如扶弱政策及政府或民营机构应否优待少数族群与种族，特别是有关黑人的配额制（固打）；多元文化主义，即是否应平等对待各族文化或偏重西方文化，特别是男性白人文明；政治正确的是与非；枪枝管制；福利政策；增税或减税，也就是贫富课题，以及堕胎的论战等。
而人寻思的是，本来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不同阵营应该本著平等与对话的精神来达致和而不同的共识；可美国的实况则是，自由派与保守派各走极端，各自认为他们的立场是有原则和不可妥协的。
合众国成了分众国
结果便是演变成传统绝对主义对新型绝对主义（即极端的相对主义）的对立与对决以致造成美国社会的大分裂，使合众国成了分众国。表现在政治上的便是民主党对共和党的不相让甚而至于使美国成了一个“否决政体”（vetocracy）而不是求同存异的民主体。
说到民主，美国虽自以为是民主的传教士，在全球推动民主化运动，可吊诡的是，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投票率通常在50％上下，而胜选者通常也只赢约1％或以下，以至美国政治学者自称美国是个1/4民主国，即只是约25％的选民说了算，其他75％合格选民要么不出来投票，要么成了不被尊重的少数。
不少政治评论人甚至干脆说，美国是个名为民实为金主的财阀政体（plutocracy）。近年来随著民粹主义风大吹，不少评论人均对美式民主大感不满。政治学者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甚至于2016年写了本《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的书。
近年来，评论界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主倒退论与威权政体崛起论。显见选举民主未必如宣传的那么完美，而威权也未必如宣传的那么一无是处。伸言之，目前不少西方评论界还把俄乌战争视为选举民主对威权政体的对决。有趣的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总统也皆是民选总统；选举民主真能保障和平吗？稳重派斗得过民粹派吗？选民真的是理性选民吗？
就美国而言，美国实为宪法至上国而未必是民意至上国，也就是说美国大法官对美国宪法的诠释，可以决定民意代表政策是否合宪；若否，即若不合宪，便可被推翻。结果反而变成了法官说了算，而不是民意代表说了算。
也因此，不少评论人认为美国是司法（而非宪法）至上国。美国大法官也常做出有违多数决原则的裁决。这种司法至上性使得大法官的任命成了尖锐的政治斗争。
自由派大法官占多数时，自由派的裁决多会胜出（如堕胎，同性婚）；若是保守派法官占多数，则有可能是保守性判决胜出。实则，大马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个宪法至上的国家，如在一些重大课题上（如土著特殊地位或主权），即便国会2/3通过也需要得到统治者会议的认司才算真正通过。这也突出民主对安全的矛盾。
民意不一定就是合理
实则，也就是民主诚可贵安全价更高，为了安全（保障即有权益）民主就得让步。说白了，就是不完全信任民意。这种心态是否合理则见仁见智。只能说制衡这种制度安排如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本身就表示民意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没有必要用司法来制衡行政与立法。
人生多面理，有许多事理也具有多重性或两重性，优点与弱点常是相伴相随的，不宜一律用一分为二的黑白二分法来判断所有事理。
毕竟，黑白之间还可能有一大片灰色的地带，更何况好事若过了头也可能变成坏事，就如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均有其利弊；若过其度便可能走向其反面。许多事理，得从综合考虑的角度来判断，而不是绝对的我对你错或反之。
美国会日趋分裂，主因之一便是自由派与保守派各不相让，各固守其自以为是的绝对，既然两方都是绝对，那就只好反诉诸法院或诉讼一战。2021年初，美国国会暴力事件便突显出美国的国内分歧已升级到促使极右组织要诉诸暴力的阶段。这也突显出美国正面对严重的文化危机与国族认同危机。
早在20年前，亨丁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我们是谁？》（Who are we?）一书里便深入分析了这一课题。这里也引出了一个有关大量移民会否削弱白人政权的事宜，不少白人右翼份子担心，未来白人会成为少数民族。特朗普要筑墙堵住外来移民便突显出这个担心是有社会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