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相敦拉萨执政之下，马来西亚在1970年开始发生惊天动地的大改变，东姑阿都拉曼所立下的基础均被拉萨政府的整顿计划淹没，不管改变是正面或负面，大马迈入新的发展之道乃公认之事，因此，拉萨遂被誉为“发展之父”。
东姑阿都拉曼对马来西亚的期待是立基于协商和共识之上，每个族群生活在各自的圈子内，井水不犯河水，一旦遇到冲突，便委托各族群的领袖跟其他族群领袖协商，以建立“皆大欢喜”的共识回应各族群的疑惑。东姑的构想，不管是在以前还是现在看似相当完美，然而实践起来却不容易，原因在于：第一，协商机制仅限菁英阶层，而菁英的观点不一定代表中下阶层的观点；第二，因为小圈子协商，让整个过程被贴上“黑箱”标签，得出的结果必然受到质疑；第三，如果协商结果不能两全其美，则成为各族偏激群体非议的话题，从而激化多元社会的冲突。因此，东姑在独立以前积极推动的协商模式，由于经不起时间考验，于1969年第三届大选后寿终正寝。
东姑协商模式被证明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拉萨的“尝试”。拉萨在1970年继任首相以前，便通过紧急状态和国家行动理事会两把钳子，藉著行政权优势缔造拉萨理想中的马来西亚。
就推动新经济政策和国家文化政策而言，拉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来民主主义者，在推动东盟成立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交好来说，他却又是一个务实和变通的领导人，乍看之下颇难界定拉萨的角色，可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拉萨绝对是一位不认同民主政治和相信绝对权威的政治强人。
首先，拉萨计划将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的联盟，扩建成涵盖所有不同光谱的政治势力，拉拢昔日宿敌的民政党、伊斯兰党、人民进步党和砂拉越人联党，以及进一步把沙巴和砂拉越的伙伴编入国阵大家庭，用尽软硬手段逼迫在野党加入执政阵营，消除所有对政府不友善的声音，如此一来，每逢大选一到，掌握资源优势的国阵，就算不至于不战而胜的地步，也在大部分国州选区轻骑胜出，就1974年第四届联邦大选的成绩显示，拉萨的计算已经得到初步成果，巫统和伊党代表国阵横扫所有马来选民居多的国州议席，势单力薄的人民党全线崩解，行动党和砂拉越国民党则是孤掌难鸣，必须说明的是，此种强化执政党、弱化在野党的制度性剥削已偏离民主选举中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
拉萨另一个“反民主”的倾向则是力推新经济政策。无可否认，敦拉萨见证1969年大选前后发生的一点一滴，于是怀有一颗重整国家、拉近社会贫富和消除族群在社经偏差的决心，因此，在1971年大马五年计划推出旨在扶贫的新经济政策，政府以干预手段，纠正东姑时期经济过度自由化的毛病——优待西方外资，而敦拉萨也的确从新经济政策中给国人带来发展的曙光。惟，新经济政策却是未来阻挡国家经济起飞的障碍，因政府拥有过度强大的干预权，使得新经济政策以及其他相关经济规划，蜕化为滋养朋党政治和孕育裙带主义的有利条件。如果说马哈迪借由新经济政策培养他的官商集团，发明该政策的敦拉萨则是马哈迪霸权的祖师爷。
另一个例证是拉萨推动国家文化政策。国家文化政策的本位是马来和伊斯兰文化在国家属于不容挑战的至尊地位，其他族群、宗教仅扮演增添多元色彩的“侧翼”，这显然违背多元社会互相包容与尊重的初衷，以致族群、宗教方面的争议仍旧无解，因为有法理的一方“得理不饶人”，缺法理的一方则担忧如试图不反抗，以后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最为致命的是，拉萨将土著/马来人的讨论列为敏感课题，敏感程度等同于散播共产主义，触犯者随时遭国安法侍候，由于这项作为，政府随时抬著“敏感课题”的招牌，随时打压异己，大肆逮捕政治犯，进一步压缩在野党的表达空间。
显见，拉萨是一位信仰绝对主义的首相，权力只有集中起来才可以为国家带来正面发展，尽管其政策充满藐视民主和多元价值的色彩，因为这些后513的措施，导致1981年上任的马哈迪具备“发挥所长”的先决条件，藉著前朝留下来的权力基础来创造专属马哈迪的威权体制。可是，在整顿大马社会和推动多边外交上，拉萨的六年执政确实给我们国家带来许多机遇，其付出的贡献甚至影响到个人健康乃至牺牲他的个人生命，敦拉萨依然是一位值得马来西亚人仰慕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