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师生发动的一场示威游行活动，其目的在于反对一战后的巴黎和平会议承认日本可以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因此，这本是一场救亡图存的救国运动，这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具有重大政治与文化含义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
《五四运动史》一书的作者周策纵认为，这也是一场现代中国的思想与知识革命。因为这场运动的一些大将也提供了与一贯传统不同的思想主张，如自由、民主、科学、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等，颇有17与18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的味道。这运动也加速了今天我们使用的白话文的发展。
这场爱国救亡运动会发展成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或思想与知识革命运动，自有其历史背景。可以说，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多以丧权辱国事件的产品。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界与政治精英便力图振兴中国，也搞了一些改革如洋务运动（一种旨在学习西方技术与物质文明的自强运动）或较后的维新运动，可皆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以致祸延传统文化，如一贯的价值与制度被视为是中国落后的深层因素。
不少充满忧患意识的知识人如梁启超便提出了“新民论”为图改革国民性，特别是公德。到了1910年代后期，反传统便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终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潮运动。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因势立论，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品，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人本来就是或多或少是特定时代的产品。
实则，史学界便有人提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特定史观的说法，时代与思潮本就是一体两面的。
五四运动期间，最响亮的口号便是民主与科学，即赛先生（Science）与德先生（Democracy）。把科学与技术视为求亡图存的口号是易于明白的，可也把民主视为救亡图存的工具则是当时人的认知；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西方列强多为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等。这是那个时代知识份子的一般看法，认为民主可以强国强民。
释而言之，当时人对民主，是从他们以为的功利角度（可强国强民）的来头看待民主。今天，我们谈民主主要是从人民是老板的角度出发，再把民主视为一项理所当然的基本公民权利，而政府的产生也立于治权民授的基础上，即只有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
可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则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看待民主，这自也有其历史背景。因为，19世纪的世界便是个明显的弱肉强食的强权就是真理的世纪，外加上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自然淘汰，优胜劣败学说的盛行，人们很易从生存竞争的角度看问题。
这种适者生存的思想之普遍性可从胡适改名事件中一窥究竟。胡适就是取适者生存之义（适之）改名的。深层地说，适者生存，争取生存空间这种思想，也是致成二次大战的思想种子，其潜移默化作用既深又广，值得特别强调。自19世纪后期以来，德国、俄罗期、日本、中国会追求富强也有其时代背景。
由于要实现富强才能摆脱落后便要挨打的困境，强调理性，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自由个人权利的思想，很快便被强调大我（而非小我），义务（而非个人权利），整体（而非个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其中，强调反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便是其中一个自1920年代以来声势日趋浩大的思潮。五四运动的大将之一，陈独秀便是一个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实例。（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