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言,1920年代后,左翼思潮便逐渐壮大起来,连孙中山本人也以学习欧美转向以俄为师,主张容共联共,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本也是现代西方的时代产品。可以说,左翼思想的壮大是种反西方的西化趋势,也就是用西方的新兴思潮,反对17世纪以来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在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强调大我为国牺牲的集体主义思潮更是成了主流。这一点也反映在文艺(文学与艺术)中,如抗日战争文学不仅流行中国,也盛行于新马等地。
就中国而言,在1950-60年代更是重视集体主义的高潮期,突出大我已成了主潮流。这是时代与时势所使然。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十年更是反西方西化的高潮。
说反西方西化是指,用源自19世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兴无灭资”(振兴无产阶级与消灭资本主义)。这也在形式上继承五四的反传统思潮,甚至比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点,倒与1917年以来的俄罗斯有相同之处。1917年后的俄罗斯也是偏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清除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俄国的传统文化,以便破旧立新地打造新的社会主义新人类。
无疑,这是种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意识形态,只是它忽略了人性的弱点,以致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人性没有他们想像中那么伟大,那重远大的理想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难以持久。
从常态与通常的人性来看,人基本上是自利的,人定胜天的意志也总有出现人意易疲的一天。任可意识形态若不能回归基本的通常人性,迟早都难有所成。邓小平会在1978年后改走改革开放的路线,东欧在1989年会出现变天,前苏联会在1991年解体自有其历史合理性。
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模式是否就是出路?这就见仁见智了。从实际情况来看,近20年来土耳其,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走自己的路”的趋势,而这个“走自己的路”又在相当程度上有重新再评估传统及复活或复苏传统某些被视为尚有活力与生命力的东西。
印度更是狂热地搞兴都复苏主义,强调要建立兴都式国家,甚至出现以兴都民族主义取代全民式的印度国族主义。这个势头尚方兴未艾。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政权也在搞一定程度的伊斯兰复苏主义,俄罗斯的普丁也一样要重建1917年之前的俄罗斯文化传统。
在中国,习近平也在大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苏。实则,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国学热,更有人主张中国应建立本身的儒家或民本政体。
这些变化突显出用现代西方模式来一统天下未必行得通,特别是老大的美国本身也面对各种严重的问题,其中包括文化危机与国族认同的危机,如有些自由派否定美国一贯的建国史,认为开国功臣华盛顿,杰佛逊等人均是不人道的奴隶主,不值得尊重。
最近,不仅南北战争时期代表南方奴隶主的李将军塑像被推倒,连拜登也把杰佛逊的塑像从白宫移走,这无疑引起传统保守主义白人的反弹。有人甚至认为当前美国已进入新内战的阶段。美国已成了一个分众国,而非合众国。如何解读美国建国史,已成了一个大论战,也难怪一些自视为爱国主义者会在2021年初侵入国会这个神圣民主议会。
更有不少美国保守派知识份子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已走火入魔,走向其反面。主因之一在于,失去了传统价值束缚的自由主义已变质为极端个人主义;若不复苏可束缚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与制度,美国与西方会日趋没落。
这样的论说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自1980年代以来便存在。有人认为,其根源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与反越战运动。不管如何,西方特别是老大的美国本身正面对文化危机与国族认同的危机,其民主体制也备受批评为假民主真财主。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自觉地要寻找本身出路,自也是意料中事,约言之,西方模式也已不再被视为圣牛。这是新一轮的时代与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