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部祭出了七大措施，以解决三十馀年来学生书包超重的问题，这也不是教育部首次提出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了，只是多年来从国阵、希盟再到国盟政府，历经不同的执政团队，经过无数的教育部长、副部长，书包重量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次所谓的七大书包减重措施也让人没有太多的期待。
学生书包超重的问题已经被讨论无数次，最根本的原因是家长对分数的迷信和“惊输”的文化，大家都把分数当作孩子们学习成效的唯一标准，再加上家长间、亲友们的相互评比文化的作用下，家长们就将孩子教育成效与考试分数画上等号，不断的想尽个种方法提升孩子的成绩，以满足社会的期待。
除了家庭和社会的因素，学校也面对关键绩效指标（KPI）的压力，学校学生的成绩表现很好的话，校长和老师就能够获得奖励金。家长对分数追求的欲望，加上学校关键绩效的压力下，如何让学生成绩提提升成为师长们最关心的事情，不管合理不合理，只要能够提升学生，就是好办法。
而熟能生巧成为师长们推动学生获得好成绩的最简单方法，利用大量的练习塞满学生的课馀时间，这么一来孩子可以熟悉所有题型，也能够塞满孩子的时间，减少管理的难度。在教育部出手管制小学作业簿之前，平均每个孩子有至少15本各类型的作业簿，各种练习簿、作业本成为孩子书包的主体。在2018年教育部推动 小学作业簿使用指南，规定主要的五个科目只能够额外多加一本作业簿后，更出现厚达90页的“三合一”（三科合一本）作业修订本，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随著教育部日益完善的管制和监控，孩子的书包重量应该能够受到控制，但事实是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谜团，这其中关键的原因就是仍有很多师长迷信大量练习对考试成绩的成效，这种思维模式除了导致孩子书包过重的问题，或许能令孩子们在考试获得师长们期待的分数，却造成对标准答案和分数的执著，更找不到学习的动力和乐趣。
一边要求减轻书包重量，另一边又担心练习不足，孩子空闲时间太多导致浪费时间，不自觉的又安排各种补习、课后学习班之类的活动，根本就是两种矛盾行为的碰撞。其实超重的书包只是实体展现的一个结果，学生面对被塞满的各种补习班、作业做不完带来的庞大心理压力，这两者是共生共存的情况，家长老师们必须要从根本的教育思维模式调整，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单纯从制度面限制，已经存在三个世代的书包问题，仍然会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