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华团、华文报与华校被称为构成华社的三大支柱，也有人称这三者为华社三宝（三宝本为佛教用语，指佛祖，佛法与僧人）。随著华社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也出现了新的组织如校友会，多样的宗教团体与政党及其他专业组织等。
就华团、华校与华文报的关系言，三者可说是相互依存与强化。如许多华校皆是华团出钱出力所办，而若没有华校，华文报自然也失去生存发展的基础。华文报本身也为华校与华文文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如华文报丰富多彩的副刊。
就华校而言，一般认为，大马最早的华校是1819年成立于乔治市的五福书院，如柯嘉逊所著的《马来西亚华教两百年奋斗史》一书（2020年版）便是据此说华教在大马已有200年的奋斗史。
只是，根据颜清湟教授在其《新马华人社会史》一书说法（英文版1986年，中文版1991年），早在1815年马六甲便有3间华校，其中至少有一间是伦敦宣教会教士所办。这是以闽南语教四书五经的学校，其动机是为了传教，而且最终的传教目的地是中国。为此，他们还办了份现代中文里最早的新闻期刊。
基本上，19世纪的华校在性质上是私塾类教育，到1850年代才有较具规模的帮立型学校，如福建帮在1854年在新加坡办的萃英书院（萃英名有集英才而教之的含义）。这间书院也教英语。
新式华校逐渐出现
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新式华校，主要是在190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如1904年在槟城成立的中华学堂（也称孔圣庙中华学堂）。因为在1890-1900年代，新马华社兴起复兴孔教运动。中华学堂的成立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立竿见影功能。因为之后，新马各地便兴起了办校热潮，如1906年成立的尊孔；1907年成立的怡保女校；1908年成立的坤成女校与怡保育才学校等。
今天，大马的不少华小，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虽说，当年马来西亚华社是个以商、工、农为主的移民社会，少了士这个阶层，可对教育却很投入。追究起来，则与中国的发展形势有关，如维新派（以康有为为首）与革命派（以孙中山为首）的论战及清朝政府本身也开始搞教育改革有关（如在1905年废除传统的科举制）。
从1900年代至今天，华教也历经了多种的挑战，如1920年英殖民政府加强华校的管制，日据时期更是华教的末日。二战后，华教虽相继复兴与进一步发展，可也面对许多严峻的考验，如1951年英殖民政府便有计划地想让华校与泰米尔学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也因此催生了教总（1951年）与董总（1954年）的成立。
1956年，联盟政府还表明，虽暂时允许多源流学校存在，可最终目标要这些民族语文学校全部马来语化，即只有单一源流学校。
达立报告书
1960年，当时的教育部长拉曼达立在教育报告中还提出，虽然在小学阶段依然允许多源流学校存在，可中学则只能有两种学校，即政府学校与私立学校；其中，私立中学必须改制为政府中学才能得到政府资助否则只好自生自灭。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政府学校（Sekolah Kebangsaan）与国民型学校（Sekolah Jenis Kebangsaan）的区别便是最早出现于这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中。
联盟政府还在1961年据此报告书制定了1961年教育法令，规定从1962年1月1日开始，已存在的华文中学得改制为国民型中学才可以得到政府的资助；否则他们便得自负盈亏。
这个中学改制课题曾引起了许多风波，包括学生持久抗争，惟最终有55所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成为改制中学（即国民型中学），馀下的16所则坚持本身的独立性，用华语授课。
华中会有55所接受改制主因之一在于马华公会宣称改制后，有1/3的时间可以用华语授课。在利诱与威迫下才会有55所愿意接受“先改制后洽商”的马华建议。当时主要宣传先接受后洽商的马华人物是马青团长李孝友与副团长李三春。
后来事实证明，没有1/3安排。改制中学只有华语一科做为单科是华语授课。就其他科目言，华中均选择用英语，而非马来语授课（除国语课外）。单科华语，多科英语的利弊得失是个具有争议性的课题。只是没有兑现1/3用华语授课就使华教工作者，特别是华教斗士不再信赖政府。
这也是何以往后的发展中，华教人士高度提防政府要改变华小性质的企图。董教总做为捍卫华教的核心组织，当然更要提高警惕，这也是何以日后任何有可能使华小变质的动作与措施都会受到质疑与反对的历史根源。
政府不曾表明放弃最终目的
实事求是地说，自1961年教育法令以来，政府便持有最终要所有学校用马来语授课的最终目的，只要政府不表明放弃这个最终目的，就难令华教人士释怀。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从政策上言，中央政府确也曾尝试用各种迂回方式来改变华校，特别是华小，如要求学校集会用国语，综合学校，3M（读、写、算）要求音乐课50％唱马来歌，另外50％唱翻译自马来歌的中文歌或1987年派不懂华语的高级行政人员进驻华小，最终演变成大逮捕（茅草行动）。
也因为这些前科，华教人士对诸如教育大蓝图，爪夷文等都会做出反射性自卫的因由。毕竟，自1951年以来，华教便被逼接受种种挑战，而不得不做出回应。这些性质上属于自卫防卫的回应，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说，迄今政府依然持有要把国民学校做为人民第一选择的意图，也在政策上多建国小，少建华小，以利诱华族把孩子送入国小。为了保本护根，华教人士只好跟政府打拉锯战，这是个长期的抗争。
自1950年代以来，已生存要发展的华教，便遇到重重人为的障碍。这课题也成了大马政府的一个持久性课题，消耗了许多人力、物力，也不必要地阻碍了国家的全面发展。遗憾的是，迄今依然没有突破这个僵局，也难怪这个先天条件优越的国家无法更上一层楼。
我国的执政精英缺乏互利共赢双向思维，是个根本障碍，平等对方各民族语文教育怎么竟那么难？实在难以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