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今年正式将投票年龄降至18岁，由于选民比例的更动，新生代年轻选民的需求愈来愈受重视，世代交替的时程缩短促使政治板块的重组，这将对未来的政治结构带来极大的冲击。
降低投票年龄是一个象征进步的标志，因为老年群体不再是民意的垄断者，使得公共政策和国家论述的讨论空间更趋于多元和开放，惟马来西亚在其他政策面的改革进度却跟不上最近落实的18岁投票制。
这其中，最低薪金制会是一个牵制新鲜社会人参政热诚的变量，道理很简单，由于生活水平不到位，外加物价百涨和缓慢的疫后经济复苏，年轻选民宁可花更多时间顾虑生计，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度自然不比成家立业和业已退休的人士。
这一来，年轻选民在未来会更容易被带风向，为特定政党的花言巧语所哄骗而兜著走，二来，经济不公、社会不义导致选民认为对体制的影响力不抱以信心，政治效能感一代不如一代，五年一次的选举盛事依旧由同一群人操控，我们的国家因此还是原地踏步，顿足不前。
政府（更确切地说是执政党）为了迎合首投族倍增的新局面，推出各种名目繁琐的政策，例如，为低收入群增建可负担房屋，积极向贫户和单身族发放一次性援助金，调整PTPTN偿还机制，以津贴和减税诱惑企业积极聘请社会新鲜人等，但是这些措施不是治标不治本，就是驱动选票意涵深厚，只足够展现“对年轻人友善的执政党”而不是“了解年轻人需求的政府”。
不管是属于哪个族群，对新选民而言，他们需要的可能是更多的机会和平台。纵使大部分年轻选民不在乎机会的问题，政府、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也该让他们晓得争取机会实现理想生活的重要性，当然，政府的扶助机制依然需要，毕竟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可能处于“输在起跑点”或“被遗忘”的群体，过度开放的竞争反而令相对剥削感加剧，这对社会安定并非一件好事。
可是政府的援助不该被视为促进年轻人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放手的时候就该放手，而不是让年轻人仰赖国家奶水的过活，一旦有足够多的机会，年轻选民便可从追求理想生活的过程当中，寻找社会定位，了解自身需求，清楚各自的政策偏好，知道自己期待的国家想像，大选中投下的那一票也显得更有意义。
笔者认为，政府要推出“治标又治本”的公共政策，以符合年轻选民的需求，如提高最低薪金制，更全面和更亲民的医疗保险体系，设置学术性的研究专案开放全国大专院校生参与（如台湾的科技部大专生计划），禁止企业藉在职培训之名行强制“绑约”之事，强制规定各类公企业建立自主、透明和有克责力的职工社团（如工会），奖助社会关怀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和活动，积极出手控制物价涨幅等，进而言之，主要是协助年轻选民更为自力和自理，逐步学习规划自己的未来，能够在这个国家有尊严地活下去。
换句话说，若把投票年龄降到18岁看成是水到渠成显然是消极性的观念，政府、政党和非政府组织要以真诚态度看待选民的世代交替，参考国外的经验，聆听社会呼声，拟定整顿社经结构的政策构想，积极地应对即将来临政治结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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