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高通货膨胀年？这还得取决于疫情的发展状况，因为这次的通膨基本上是由缺工缺货与物流受阻致成，若疫情不好转，这个通膨也将持续而不是暂时的。
若再持续一年或更久，恐怕很多国家与地区会出现动乱，其结果会逼使许多国家走英国路线──与疫情共舞，而不仅仅是为了保命而牺牲生计。这的确是个痛苦的抉择。
从性质上言，通膨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通膨起因不同，对策也不同。比方说，若是因经济过热引起的，就可以经由增加税收与减少开支（称为财政政策）或提高利率与减少货币供应量（称为货币政策或金融政策）来反通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具有替代性与互补性，可以相互强化效应；只是若政府与中央银行政策不一致，也可能产生相互抵消或减低作用的效应。进而言之，同一个财政或货币政策中也有多个工具可以多管齐下或只用单一工具。实际的操作则是，具体情况具体应对，不宜一概而论。
就此次而言，由于疫情导致经济不景，政府不得不采取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如扩大财政支出或降低利率；可这次情况特殊，由于疫情导致不同程度的封锁，进而引发缺工缺货，致成了供应不足型通膨。
理论上，即然是因缺工缺货致成通膨就应从供应面著手，增加劳动供应量与放宽劳动市场的限制；只是疫情又逼使政府得在生计与生命间做个合宜的配套。
这个政策配套基本上恐怕依然是得忍受较高程度的通膨，如5％，甚至更高的通膨。因为疫情已导致消费不振，若又再采取紧缩政策的后果会更严重，更何况问题的关键在于供应方。至于需求方面，主要得考虑日常必需品的稳定供应，也得放宽日常必需品的限制条件，即必需品的SOP（标准作业程序）应该较其他领域宽松，特别是粮食的生产与供应。
本来，在一般情况下，供应不足可通过进口来缓和短缺；只是，这个疫情是全球性而非地方性的现象；世界各国均面对疫情威胁，以致全球均共时性地面对同样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增加本地生产，便成了应急之策。
就大马而言，目前我国稻米（大米）自足率是约71％，水果60％，蔬菜类40％，肉类30％，整体上言，是个高度依赖食品进口的国家。之所以，主因在于大马的农业地有高达70％是用来种油棕树，以出口棕油与棕油相关产品来弥补粮食生产的缺口。
以比较优势的角度看，这也是合理的。毕竟，生产棕油的回酬基本上较生产其他粮食来得高。实则，大马的大米是补贴性农产品，也就是说，国际米价一般上较本国生产合算。因此政府政策是取棕油之馀来补大米的不足。从国际贸易理论看，这也是互通有无的经济理性。
若每一个国家均在所有层面都求自足，这不仅会提高生活费，也会减少选择的多样性。易言之，为了经济理性就得牺牲一些经济安全。其实在这个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度日愈升高的全球化与区域化时代，实无必要盲目追求自足。当然疫情是个特殊的例外情况，只是由于没人知道这个疫情何时才会告一段落；因此，较合理的做法便是提高粮食自足率。
整体上言，大马人口密度还不算很高，依然有足够的土地可开放与开发给有志从事农业生产。问题反而是，政府特别是州政府是否愿意开放更多的可耕地。
实则，大马的农业地宜更多元多样化，而不宜过度依赖单一经济作物。易言之，油棕的占地面积也宜适度减少，腾出土地改种更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如高价的水果。进而言之，这还涉及了人民的择业观念。
年轻人无兴趣投入农业
今天，大马的年轻一代对从事农业不太感兴趣，而较爱集中到城市去从事各类的服务业。据此，就有必要适度开放移工，允许适量的移工进入农业、建筑业或其他粗、重、脏、危、晒的领域，以免缺工缺货。
就大马而言，其实可以走二元化劳动市场的路线，也就是粗、重、脏、危、晒等本国人避而远之的领域，让移工填补，其实这类工作薪资不低，一般均高于低工资低福利的低端服务业，而本国人则可从事表面上看起来较光鲜与轻松的工作。
这里的重点是，政府得大力投资于人力资本，让本国人学得一技之长，可在本国或到国外从事更高薪资的工作，而不是无一技之长的一般劳动者。为此，就得改变公共教育与培训。
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性财富，日本、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等经济体虽地少人多，且缺乏天然资源，可却能升级发达或高收入经济体，靠的便是人尽其才，以及让人能尽其才的公共政策，特别是优质的教育与培训。
长远来说，不论这个疫情何时终结，大马还是得多样化其农业与著重人才的培训。这种公共投资比高额的基础设施投资更重要，也更合算。毕竟，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打造国泰民安，人人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疫情既然已然存在了就得积极应对，也借机加速必要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