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日趋升高，它的可持绩性如何，是个令人关注的课题。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2018年、2019年、2020年与2021年，大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个别是1.44兆、1.51兆、1.46兆和1.51兆令吉；而直接总债务则个别是7410亿、7956亿、8796亿与9783亿。从债务占GDP的百分比来看，则个别占51.2％、52.4％、62.1％和64.4％。
2020年与2021年是因为疫情而导致直接债务剧增；假设疫情受控，恢复正常，未来债务占GDP百分比应会趋于缓和，也就是不会再出现跳跃式的剧增，即便如此，直接债务占GDP的百分比也可能会缓增而不易缓减。
公共支出持续上升
主因在于，从一般趋势来看，政府的公共支出会呈上升趋势而不是递减趋势；这是因为人民会对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而竞争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也多会要求政府扩大服务与支出，甚至是民粹式的讨好而非求好的诉求。这是从需求方面言。
从供给方面看，按照目前的趋势，政府要大幅增税的可能性也不高，甚至可能是联邦政府收入在GDP的占比可能会趋低而非趋高。实则，早在2020年与2021年疫情期间，收入在GDP的占比已呈趋低趋势，如从约20％下跌到约18％和17％。除非重启消费税或可缓和这个下跌趋势；只是这还得看消费税的具体内容，如税率与免税范围。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自1997-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大马的增速已从高速（约9％年均增长率）下降到中速（约4.5％），且长期来看应会趋于更低，这是一般性的趋势，因为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均得面对这个规律趋势，要改变这个增速可说不实际，能做的则是从生产率下手。
简单说，经济增长是劳动力总量加上劳动力生产力（率）。进而言之，增速便是劳动力供应量的增速加上生产力的增速；其中生产力的增速更重要。因为若只是增加劳动力而不提高生产力，只能随著劳动力的增加而扩大经济规模；但不是提高增长的素质，也就是以更少的投入产出更多的产品与服务。
只有做到以更少的投入（人力、物力、资本等）产出更多的产品与服务，才可能提高收入水平。普罗大众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政府才可能可持续性增加收入。若不能提高生产力，而仅仅投入更多要素（人力、物力、资本等），虽然可扩大经济规模，可却难提高真实的收入水平。因为劳动力的增加分摊了扩大的经济规模而没有剩馀，没有多出来的剩馀（即由生产力致成）当然不会有更高的收入水平。
有些人单纯地认为，只要提高最低工资的水平，人民的收入便会增加；只是若单纯地提高最低工资，而没有相应的生产力的提高，结果只会致成工资─物价相互推高的恶性循环，于事无补。特别是，当一国经济结构日趋服务业化时。因为，服务业基本上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不易提高生产力，如餐饮业、美容理发业、零售业等均是面对面的人力密集行业，不易自动化，也不易提高生产力。
伸言之，在没有提高生产力的条件下，贸然提高最低工资并不能提高普罗大众的实际收入水平；因为人为地提高收入会被通货膨胀抵消。这里还涉及了一个逐底竞争（向下而非向上竞争）的全球化趋势，也就是斗廉价比便宜的红海。毕竟，世界上还有许多比大马更贫穷更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国。
如何提高生产力是个严峻挑战
显见出路便在于产业升级与提高生产力，如何使产业升级与提高生产力是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个涉及面颇广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人力资本，让尽可能多的劳动力拥有实用的知识与技能。可以说，人力资本是一国最重要与可靠的创业创富来源。
日本、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等能够升级为高收入国或发达经济体靠的便是人力资本而不是天然资源。实质，天然资源也早晚会耗尽。只有人力资源才是生生不息的财富来源，只是，吊诡的是，富裕社会的人却不愿多生多育，以致出现生之者少，食之者众的难以为继的现象。大马虽非富裕社会也不能靠即有财富（如储蓄与海外投资）来养老，却已逐步进入未富先老的社会。这也会钝化增长率。
在高龄少子化社会，经济增长一般是赶不上债务增长率，这就会扩大债务在GDP占比；更何况，通常这类社会的社会支出会快速扩大特别是养老金与医疗支出。除非进口适量的外来年青劳动力或用技术进步，如人工智能弥补人力不足之处。否则，其债务将是不可持续的。
就大马来说，政府得改变一贯以来的教育与培训，多注重实用的市场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劳动力有一技之长与富有学习的精神。因为只有具有不断学习的求知欲与上进心才可能与时并进不被时代淘汰。
据此，国家得转型为公共投资国，因为市场不会投入太多的资源培训人才，只有政府才会把人才培养视为公共服务为市场提供所需人才。
教育投入不对称
形式上，大马是个注重教育的国家，也提供12年的义务教育；可惜，投入与产出并不对称，或者说教育与国家发展阶段与市场需要脱节，以致长期发生市场为找人才而苦，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又常感叹难找到体面的就业。这个错配已长期存在可迄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此外，特殊的国情也常使人才难尽其才，而大量流失到国外，进而加剧了人才荒与阻碍了产业升级与生产力的提升。
此外，自1997-98年以来大马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制造业化”的趋势；不但制造业在GDP的占比过早下跌；我国的进口中，投资品（或称资本品，如生产设备）的占比也太低（通常不到20％），这也对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不利作用。
虽然自1997-98年以来，大马的对外商品贸易长期出现顺差（有盈馀）可若投资品占比过低，也表示产业升级受阻。贸易有盈馀目的不仅仅在于盈馀本身，而在于如何善用这些盈馀购买引进实用的知识技能与设备；若就只能停留在低层次的发展无法升级，当然也难大幅提高生产力与实际收入水平，进而抑制政府的抽税基础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