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联邦政府的直接债务已高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65％，远高于即定的55％上限。估计2021年，有可能再升到约80％，日后联邦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会更重。在这种财政压力下，是否重启消费税（即GST）便再次成为话题。
从政府财政可持续性角度看，迟早会重启消费税。关键反而是，这增加了政府收入会否钝化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决心。进而言之，若政府不是高效廉洁的政府，把更多的财富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是否会加剧政府的道德危害（Moral Hazard）。
从纯财政的角度看，政府确是有必要扩大收入源，以便维持现有的政府运作。毕竟，大马是个相对低税收的中等福利国。因为，联邦政府收入在GDP的占比仅占约18％，可却提供颇多的服务如12年的义务教育与价廉物美的公共医疗。近年来，还流行派生活援助金，在石油与天然气收入约35％的时期，不启动消费税尚可维持正常的运作，可当油气收入占比掉到约20％或以下时，这个缺口就得另想办法来弥补，而消费税无疑是有效的出路。若否，政府便得削减公共支出，如提高公共医疗的收费以弥补不足。
开源成为主趋势
只是当代社会的主要趋势是，人民对政府的要求日增，可对政府增税又多有抗拒感，这就使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最终，开流开源将有可能成为主趋势。
如何开流？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一般来说，低收入国会较依赖公司税与进出口税，发达国家则较依赖个人所得税与增值税（即大马式的消费税），中等收入国则介于两者之间。其中，中高收入国的税收趋势会日愈接近发达国模式。这自有其理据。
就发达国而言，基本上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与社会保障税是前三大税源，公司税通常占10％左右，房地产与财产税低于公司税，其他如进出口税等杂税约占10％，在没有实施所谓增值税的国家如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比就偏高，可占到总收入的约40％。美国实行销售税而非增值税有其特别政治与历史因素，如多数州倾向销售税而非增值税。若扣除社会保障税（即养老金、医疗与失业保险等），个人所得税与增值税的个比占比，均达到35％或以上。
与大马同列中高收入国的中国（2020年人均收入约为1万美元／4.18万令吉），2016年时其国家税收结构中，税收收入占约53％，土地出让金占约15％，社会保障费收入占比也是约15％，馀下的各类税收约占17％。
在这约53％的税收收入中流转税（Turnover tax），包括一般流转税、特殊流转税及其他流转税，竟高占约70％。其中，增值税占约55％，奢侈品类的非必需品（称为消费税或特殊流转税）占约9％，馀者其他流转税占约6％，而公司税则约20％，个人所得税仅占约6％，其他杂税占4％。整体上看，间接税或一般所谓的消费税占了总收入的约53％之高，比许多发达国还高。（见《中国经济的定力》一书）
美国是个人所得税占比偏高，中国则是个人所得税占比偏低，消费税（增值税）偏高，可以说中国税收有促出口作用，而美国税收则有促国内消费的作用；因为增值税对出口产品与服务不抽税，故可促进出口；而增值税对消费抽税，故有抑制内需与鼓励储蓄的作用。有人认为，若美国也采用增值税制，会有助于减少进口与促进出口。进而言之，累进性增值税还可抑制炫耀性消费与促进储蓄与投资。
大马的情况则是，以2019年预算案为例（2020年与2021年是异常状态不能做为参考）。2019年预算案中，在总收入的2618亿令吉中（约占GOP的17％）公司所得税约占27％而个人所得税则占约13％，另外石油税也占约7％，至于销售与服务税（SST）则仅占约8-9％。国产税约占4-5％，进出口税约2％，其他为投资收入（主要是国油）与政府提供服务的收费如护照费、路税等。
这个特点是公司税收入偏高，而由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作用，全球均出现了把公司所得税竞相向下调的趋势，以便留住内资与吸引外资来投资或设立区域总部。如新加坡公司所得税是17％，远低于大马的24％。
其次是大马的个人所得税在总收入中占比偏低，而这个占比也不易在短期内提高，因为在约1500万工作人口中，只有约15％有纳税。主要在于一般工作人口的收入水平不高。虽然近年来政府要大力加强查税与追税，以便扩大个人所得税范围，但这毕竟有限。之所以，工作人口庞大，要个别追踪个人收入要投入太多的人力资源。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未必划算。
至于油气收入，由于大马拥车率偏高（全球排名约第36名，比许多高收入国的拥车率还高），若油气价格走高，政府得加额补贴，更何况油气收入市场行情波动大，也是不可再生能源，总有开采尽的一天。
天下没白吃的午餐
从长远与可持续的角度看，间接税中的增值税（消费税）是较可靠的收入源，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出台消费税，增加收入，其增额当然是来自国内消费者。这无疑会增加消费者的生活负担；只是，天下也没有白吃的午餐，人民若想继续享有或扩大政府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服务，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否则政府就得靠举新债还旧债方式来继续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这对下一代将是不公平的。
尤有进者，预计2030年大马就要进入高龄少子化社会（有10％或以上的人口是65岁或以上），到时由于生之者少，食之者众（特别是公共医疗支出），公共财政压力更大。其实政府负责多，每年还本付息的压力也更大，会有更多的政府收入得用来还本付息（目前约12％的开支是用在这方面）。
其结果将是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债务会超多，预算案中行政与运作支出会节节上升，进而挤掉了生产性的投资与发展支出。一个国家若没有生产性投资又何来未来？如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据此而论，从代际公平的角度看，这一代人应负更大责任，多交纳些税收给政府，以免沦为失败国。这里的关键，其实是政府能否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提高公共效率与减少腐败；否则人民会觉得交税交得心不甘情不愿。
在一定意义上，大马其实也是个受到资源诅咒的国家，本来石油之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高时期，便理应阶段性地引入消费税。在初始引入阶段，可以从低税率如3％开始，而后逐步提升；可大马却是在油气收入大幅下降时（2015年），毅然引入消费税制度，且是从较高的6％开始，在物价本就节节上升的时期，毅然引入6％为起点，消费税难免引起大反弹。
消费税的目的之一在于防止避税、逃税与完善税制，而不是突然间要大幅增加收人。这是前首相纳吉有勇缺谋的失策。当然反对党善于利用这个课题来改朝换代也是关键因素。这涉及了天时与人和，时机与手段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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