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国家财政预算案将于月杪在国会提呈。经历了疫情肆虐后，如今朝著复苏经济道路上的我国，这份预算案尤其关键。
较早前，财政部第二副部长哈菲兹慕沙在国会透露，财政部正研究落实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CGT），和针对疫情下表现亮眼的企业征收一次性暴利税（Windfall tax）来增加国库收入，以便用于协助受疫情影响的特定群体，和资助经济复苏相关的政策。唯征收暴利税的可能性随后已被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排除。
此番言论一出，立即引来许多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纷纷反对国家在人民面对疫情及经济危机时推出新税制。
前财长林冠英也发文告表示反对，指这将会降低国家的竞争力，而行动党将会反对联邦政府提出任何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的政策。
资本利得税是针对脱售资本产品，如股票，债卷时，所获得的盈利征税。其实这类税制在我国并不陌生，我国早已落实其中一种资本利得税，那便是产业盈利税（Real Property Gain Tax，RPGT）。
当林冠英强烈反对联邦政府任何有关实施资本利得税的建议时，他是否忘了希盟执政时，曾在2018年修订了原有的产业盈利税，改为5年之后脱售的产业也得上缴5%的营利税（外籍人士为10%）？
林冠英也表示，政府的责任是提供更多财政援助以挽救生命和生计，而不是增收额外税款。
税制改革无可避免
无可否认，各个领域的国民都受疫情及行动管制令所影响：从商的生意受创，资金周转不灵；另有失业率飙升，许多人面临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的窘境，国民的家庭收入普遍减少。
各界都期待政府可以提供更多惠民措施帮助国民脱困，甚至也有来自私人界的提议，希望政府可以豁免特定项目的销售及服务税（SST），以便刺激国家经济。
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要有扩大开支提供更多惠民政策，国家收入也必须增加，否则国家将长期无法脱离赤字财政的问题。
我国财政收入大部分依赖公司税及个人所得税，两者共为国家贡献了约40%的收入，而SST则贡献约10%。财政部在8月31日公布的预算案前声明（2022 Pre-budget Statement）中预计，因疫情和行管令的双重打击下，今年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收入将减少。
一场疫情暴露了我国税制的弊端，长远之计国家需扩大税基，减少对单一税种的依赖才能脱离财政赤字。
先说我国是否应该落实资本利得税。大部分国民的基本收入来自就业或经商，两者皆必须缴交税务。假设一个国民以以上方式获取1万令吉的收入，而另一人则透过股票买卖获取同样的1万令吉盈利，前者需缴税，后者则免税，这并不符合税收正义。同样为“收入”，若前者需缴税，那后者也理应如此。
实施资本利得税时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个人的投资组合出现亏损时，可利用亏损的部分抵销盈利，最终只有净利被课税。合理征税对大部份的投资者不会构成负担。
现今税制导致中产收入陷阱
我国也可以透过重启在2018年取消的消费税（GST）来扩大税基。GST是一种比SST完善，公平及透明的税制。
我国2015年实施消费税后，贡献国库的收入为现今SST的两倍，但却因大众对消费税模式的不了解，开跑后很长一段时间出现混乱。商家也因无法适应进项税的退税机制，导致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营运成本提高，最终成本转嫁于消费者，进而物价上涨激起民怨。若重启GST，机制上必须改善，简化退税机制以减少企业/商家在系统转移上的干扰。
GST引人诟病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民并没感觉到因国家收入增加而受惠。若重启后将这些额外收入以其他形式回馈国民，或可让人民接受GST。
许多利益相关者认为在疫情下不宜进行税制改革，但以目前我国税制现况，处身中产阶级的人士所承担的税率还高于以投资获利为主要收入的富人。一场疫情来袭，也导致中下阶层人士，和社会上层的贫富差距扩大。唯有进行财富再分配，才能减少贫富悬殊，让更多中产阶级人士脱离中产收入陷阱。
一旦成功降低国家财政对单一税种的依赖，那未来国家便有条件建立更友好的经商环境，如降低公司税，以提高国家竞争力吸引外资进场。
政府也可考虑逐步实施财富税，按照纳税人的净资产总额的百分比课税。
我们不应该把向社会上层人士征税来援助中下阶层视为对富人的惩罚，这反而有利于中下阶层的生存及提高消费能力，有助于让更多资金流入市场，刺激整体经济成长。如此的政策安排，除了可以确保经济能动力，还符合国家财富合理且公允分配，促进社会互助团结的精神。
因为疫情及政治不稳定，政府或许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推行改革，但若今时不开始改革，未来的社会成本将更高，要脱离财政赤字更为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