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喀布尔的陷落标志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结束了,但是,这不意味著阿富汗战争的后续效应会随著塔利班统一全国而消弭,至本文截稿为止,据传由阿富汗前副总统萨利赫领导的反抗力量与若干不愿归顺塔利班的民兵武装已从塔利班手中夺回阿富汗的若干城镇,这意味著阿富汗目前进入了局部内战的阶段。
此外,塔利班重掌政权后的一周内,除了首都喀布尔外,其它大城市如阿富汗东部库纳尔省省会阿萨达巴德都相继爆发示威游行,民众高举原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国旗示威,以示不承认塔利班政权,这些示威都不幸遭到塔利班的武力镇压。
我发现某些国文圈和中文圈的网民对于逃离阿富汗的难民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且他们的观点是出奇的一致,一来认为逃离阿富汗的难民“亲美”,二来则将塔利班夺权视为“解放战争”,此外,他们甚至一致认为所谓“自己人”对自己人的奴役比外国人带来的奴役好,逻辑混乱至如此境地,堪称人类学的一大奇观。
曾经翱翔天际的鸟儿绝不愿意重返被奴役的牢笼里,这也是某些阿富汗人民不愿意留守家园“迎接解放”的根本原因。美国及其盟国对阿富汗长达20年的占领确实让某些向往自由的阿富汗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以至于他们拒绝塔利班的奴役,但是这当中也有若干值得深思之处:为何阿富汗人在塔利班兵临城下之时会选择逃离故土前往西方国家,而非为了捍卫自由而与之对抗?既然阿富汗人向往西方国家的自由,为何阿富汗人在过去的20年间没想过将阿富汗变成和美国一样的现代民主国家?这个问题在上一篇拙文中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阿富汗的民情秩序与其先天文化局限注定了阿富汗无法变成和美国一样的国家。
能捍卫民主体制、普世价值的关键还有公民美德,纵观阿富汗社会,迄今愿意与塔利班搏斗、与极端宗教思潮搏斗,并挺身捍卫民主或普世价值的阿富汗人可谓寥寥无几,阿富汗也没能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以至于阿富汗的宪政、民主体制与现代化进程在极端宗教思潮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阿富汗战争造成新一轮的难民潮,难民潮的源头就是暴政,暴政不除,难民不止,这就是难民与暴政之间的因果关系。笔者有一个较为“政治不正确”的设想,那就是投奔自由世界的难民中,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融入世俗化的西方世界,并且捍卫入籍国所奉行的普世价值?这有待观察。
阿富汗现代化的倒退
当然,定居欧美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当中有许多人是能在持守自身信仰的同时,又能融入自由世界,并接受普世价值的,不过,从晚近十年的全球圣战经验中可见,有部分来自欧美穆斯林移民家庭的青年人会抛弃家庭,并远走海外去参与圣战组织(如伊斯兰国(IS)等),因为某些穆斯林的信仰局限使得他们难以融入西方世界,最终,参与圣战运动成了他们寻找身份认同的途径。
也许某些来自伊斯兰国家的难民当初是为了逃离诸如塔利班或其它极端宗教组织的暴政而投奔自由世界以避秦,但讽刺的是,他们的下一代却有可能因为自身的文化因素而变得与原乡的暴君、暴民精神同构,最终参与圣战运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是一个值得深思之处。
阿富汗是文明古国,也曾是高度世俗化的国家,其首都喀布尔曾被誉为“中亚巴黎”,然而在晚近的半世纪中,经历过苏联、美国的入侵,以及自家塔利班的极端神权统治后,阿富汗社会不仅在现代化进程中倒退,也多次与进入现代门槛的机会擦肩而过。
总言之,阿富汗战争是当代的悲剧事件,由外部生成的秩序输入是注定失败的,将西方的民主宪政、普世价值植入阿富汗,宛如将种子撒在磐石上。从阿富汗人民迟来的抗争中,却又让人看到某些阿富汗人“不自由,毋宁死”的坚持,无论是准备随时就义的女市长贾法莉(Zarifa Ghafari)、在各零星抗争中走上街头的民众以及负隅顽抗的民兵都是宁死不屈的一群人。然而在这个集体无意识的国家中,他们的牺牲恐难以唤醒更多的同胞,阿富汗的悲剧是早已注定了的,虽说有一部分阿富汗人反抗塔利班,但是塔利班的武装人员及其支持者也是阿富汗人,其他沉默的大多数也是阿富汗人,所以,一个国家的不幸更多时候是固有民情秩序下的共业,因为通往暴政的路上,是由沉默和愚昧铺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