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毕业论文选的是公共卫生经济学，但两性平等也是一项我颇有兴趣讨论的课题。在大三那一年挑了性别与终身教职(Tenure) 的分配这一专题作为计量经济学的专题研究。记得那份来自美国的研究报告揭示了学术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男性获得终身教职的人数往往较女性来得更高，即使一些大学已经纷纷采取性别友好的政策，比如给予男性育婴假等等的福利，然而这些良政到最后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而把视野放到我国马来西亚，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国内的两性不平等课题呢？
纵观马来西亚的数据，截至2019年，我国的女性就业率为55.6%。这项数据说明了约有55.6%的马来西亚女性正在就业。然而比对邻国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其实马来西亚的表现不如邻国印尼以及泰国。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在2021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马来西亚在性别差距指数标记为0.676分，全球排名第112，比起去年还要下滑了8个名次（邻国新加坡则排名54，印尼为101名）。在疫情的冲击下,所有对于两性政策的计划和努力瞬间功亏一篑，疫情（在经济上）再次拉开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距离。
“生个孩子又不会改变什么”
在进一步谈女性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之前，社会普遍持有的价值观亦是影响女性就业率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仍受社会给予男性和女性的定义的影响，以致于许多女性在面临家庭和事业的抉择，往往都会选择牺牲事业以求全。在韩国引起争议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里，男主角道贤对女主角智英说出的一句话：“生个孩子又不会改变什么。” 一语道尽传统性别框架里对女性的“母职惩罚” (Motherhood Penalty)，也就是社会常常把小孩和家庭琐事和女性划上等号。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提到一些性别友善的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即使给予男性育婴假，男性仍可使用假期的空档处理公事，而照顾小孩的责任则落到女性身上。然而随著新冠肺炎的爆发，虽然许多工作采取居家办公，但仍有许多女性依旧周旋于家庭和工作之间，最终因无法两者兼顾而选择辞去工作。
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所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随著女性年龄的增长，留在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少。在疫情之前，25-34岁的女性就职率高达73.4%，而35-44岁的女性就职率则为68%。根据未就业人士的数据所示，因为家庭而选择不工作的女性人数便占了60.7%，是众多失业原因比例最高的一环。
女性离开劳动市场的机会成本
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9年发布的报告所示，若将女性从事家务活一并算入全球的生产总值，那么女性无薪劳动(unpaid care work) 平均值将占全球GDP的34.7%，这也就意味著全球经济失去了约34.7%的生产总值。而且，这项数据仅是疫情之前所预估的。
另一方面，大部分女性都从事著与服务业相关的行业，而其中服务业受疫情的冲击最为严重。这也导致许多女性选择从全职转入兼职行业。然而，从2020年第一至第四季度的女性不充分就业人数却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从原有的34.7万人减少至18.8万人，男性的不充分就业人数却在经过全国行动管制令(MCO) 后逐步回升。纵观整体的就业率趋势（图1），不仅仅是不充分就业的女性减少了，而通过女性失业率较男性跌幅较大的数据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更多女性因为疫情而退出了劳动市场，且男性就业市场地复苏较女性来得更快。
重新审视国内托儿所制度
女性就业上的不平等，在马来西亚的社会里一般上并不明显，因此讨论度并不高。
一篇发布自KRI (Khazanah Research Institute) 的研究报告所示， 家庭收入亦是其中一项影响女性就职决定的因素之一。报告指出在疫情爆发之前，来自M40家庭的女性平均每天须花费3.9小时在无薪劳动上，较B40家庭和T20家庭的女性来得更高。其中M40家庭的女性一天平均工作时长长达7.2小时，较B40家庭多了0.8个小时，亦是三组女性里工作时间最长的一组。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看，政策制定者可根据现代女性所面对的窘境在政策上做出调整，针对女性就业的特征和性质量身定制一套合适的经济政策。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托儿服务的收费。这不仅仅是为了减轻中产家庭的负担，同时也可鼓励全职主妇重返职场。然而公立托儿所的数量有限，因此许多家长只好将小孩送到私立托儿所。由于缺乏一个完善的参考价格，私立托儿所的价格不一，因此不排除有些家长需要付较昂贵的托儿费用。托儿所的价格每年都在调整，加上不同类型的托儿制度隶属于不同的行政部门，政府很难介入控管，因此许多家庭为了节省开支而不得不选择把小孩留给长辈照顾，亦或者由女性留守家庭。除了送小孩到托儿所可申请扣税，政府能做的便是讨论与设立一个完整的托儿所参考价，同时利用市场机制让托儿所相互监督其价格，以避免托儿所收费过高。
另一方面，许多就职父母对于本地托儿所的可靠性仍存有疑虑，并且大大地削弱了父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的意愿。光是2019年内有关单位就接获了89宗托儿服务牵涉在内的虐童案。而这些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也归咎于我国缺乏一个完善的培训系统，导致民间出现了许多不合格的“保姆”。为改善这类问题，政府也必须妥善分配财政预算用以培训优质的家庭日托，并依法规定所有托儿服务提供者必须考取执照才能开始工作，以改善本地托儿服务的素质和提升父母对托儿所的信心。除此之外，此项投资也将会给我国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达到振兴经济的效果。
通过托儿所改革，女性在生育子女之后，仍可返回职场继续工作而无后顾之忧，不仅有效提升国内生产力，同时间该家庭的生活品质会因为收入增加而有所提升。
为女性提供社会保障
为了鼓励女性返回职场，政府也需要兼顾女性的经济保障。在过去的第十和第十一大马计划中，许多帮助女性取得经济保障的政策已经略显雏形，其中包括一系列的职能培训计划（好比如 I-KIT和 I-KeuNITA)，鼓励经商的贷款计划 GMBO 等等。基于我国的福利模式更倾向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Anglo-Saxon Model)，履行较低的征税标准，因此政府所提供的惠民政策涵盖范围并不广。我国没必要局限予一种福利模式，而其中可进行改革的便是重新审视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Social Security Net)，其中一种方法便是通过公积金为女性提供存款与保障。
为保障女性的经济权益，我国政府于2018年联合了公积金局(KWSP) 推出一款女性存款计划 i-SURI,而该计划属于自愿性参与，丈夫可向公积金局提交申请，由公积金局每月扣除丈夫薪资总额的2%到妻子的公积金账号，以协助家庭主妇获得经济上的保障。然而这项政策的实施仍旧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在于只有少数丈夫愿意参与这项计划。若保障计划转换成另一种形式，转而由政府为女性提供保险，平时从女性的工资中扣除保险费，而在必要时刻女性则可使用该保险支付所需费用，便可作为鼓励女性工作的诱因之一，同时间也保证了女性的经济地位。
在两性平权的课题上，无可置否马来西亚已经开始迈出了它的第一步——在财政预算案中列出惠及女性的经济补贴和政策，同时也在新冠疫情的振兴计划中为女性提供经商资本，都是值得被肯定的事迹。然而在男女平等的路上，我们进步的速度仍旧落后他人，马来西亚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除了为女性提供补贴之外，也必须将女性也涵盖在经济振兴的计划当中，多鼓励女性参与我国经济建设，对国内经济也将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注解：
1. 性别差距指数 （Gender Gap Index) ：用于衡量男女在经济地位、学习机会、政治参与及卫生福利四个领域中的差距，指数为1即代表该国家已达到两性平权，反之亦然。
2. 不充分就业 (Underemployment) ： 又名“就业不足”，意指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年纪介于15-64岁的男性和女性，由于非个人原因在一周内工作少于标准工作时间（30小时）的劳动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