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我国内阁通过了卫生部所提呈的药物价格控管的提案，欲对600种药物实施价格天花板（Price Ceiling）。看似惠民的良政，在政治变迁，疫情等种种因素之下迟迟未落实，我国人民仍旧需要付昂贵的价格来购买所需药物。
有幸在去年11月看见卫生部再次提出此提案，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随著卫生部研究报告的出炉，该分析说明了价格控管政策会给我国带来长期的经济损失，其中的重点摘要
1.药物价格控管只会让高收入群（T20）受惠；
2.15年之内估计造成高达2060亿令吉的经济损失；约33%（2600家）私人诊所将面临倒闭，私人医院收入减少将近35-40%，进而导致私人医院被迫关闭门诊服务；
3.约9.1万0-13.6万 （30-40%）名医疗雇员将面临减薪，薪金涨幅停滞和被遣散的可能；
4.延缓10-35%的新药发明，进而影响我国的医疗旅游发展，同时也让国人无法享有高品质药物。
5.最后，也是该报告中列出唯一的好处，便是国人可省下在采购药品上的开销。但该政策的主要对象并非B40的低收入群体，而是中产阶级以及高收入人群（M40和T20）。
大马医药协会（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of Malaysia，PhAMA） 随后也发文告表示对药物价格控管持反对态度，认为对药物实施价格管制并不会有效地为我国医疗体系带来发展。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此项政策似乎在重重障碍下永远无法走完它该走的最后一步。
卫生部的研究报告旨在说明采取外部参考价格（External Reference Pricing）对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间接和直接影响，以及对我国整体经济生产力的影响。值得赞许的是，这将会是我国第一次对药物价格管理进行一项全面的检测，然而遗憾的是，该研究报告尚欠缺透明度。
民众虽然可以在政府的官方网站下载该分析简报，然而简报里并未列明分析使用哪些数据作为基准。除了说明研究方法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之外，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记录也未上载至官方网页，疑点重重。
让低收入群体也能负担
另一方面，该报告也提出了该政策只会惠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因为低收入人士主要仰赖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因此不存在负担不起医药费的问题。然而所有的公共资源都是有限的，随著使用公共医疗的人数的增加，我国早在许多年前便面临著资源不足的问题，导致许多病人都必须等上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治疗，而私人医院的价格高昂也迫使低收入群体只能选择苦苦等待。
若给药物定制一个价格天花板，让低收入群体也能负担得起在私人医院拿药的费用，便会为我国的医疗体系减轻一部分的负担。这些隐性的好处并不会那么显而易见。
研究报告里以药物价格控管作为新药发明延缓的罪魁祸首，可谓过于片面。新药的开发和发明远远离不开研究人员是否有足够的研究资金。
事实上，自2016年起，我国国内的科研发展开销便呈下滑的趋势。由于政府的资金有限，许多学府的研究都只能仰赖私人企业的赞助才能得以维持研究开销，这也导致业界对开发新药的兴致不高，进而造就科研发展进度缓慢 （同时间也解释了上述所列出的第三项分析结果），然而这一点仍旧未引起政府的重视。
此外，把药物控管列为我国医疗旅游发展的绊脚石也过于武断，毕竟各个因素都是息息相关，互相影响的，也因此某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就不存在绝对性。
随著我国逐渐发现发展医疗旅游的潜能，执政者更应该著重于探讨本地医疗体系是否足以为国际市场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而并非著重于探讨是否该为药品设立价格天花板。由于我国药物市场的供给大部分仰赖海外输入（截至2016年为止，我国学名药和原厂药的进口便占了75%) , 因此价格控管对本地制药业的实质影响仍有待详细检测。
政策应以民为本
实施药物价格控管的初衷，便是让更多无法负担医疗保险以及需要长期用药的民众一个更好的保障。然而分析成果却显得与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
许多学者纷纷抨击卫生部对外界做调查的时间过短，以至于民众的心声无法完全传达于执政者。若政策要达到惠民惠国的效果，执政者不仅需要采纳业界（制药业）的意见，更应该走访民间，勘察民情，以了解民众对此项政策的落实的想法和观点。即便是高收入群体，也不应被遗落在惠民政策之外。
对于该政策的分析，若要获得更全面的结论，就不应只凭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作为政策的首要考量，而是应该考虑更广泛更长远的利益和经济发展。
随著国人开始学习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强大的医疗体系将会作为我国国民强大的后盾。除了新冠肺炎，其他慢性疾病也应该纳入政府制定政策的考量分为之内。提升医疗服务和商品的可负担程度将有效提升我国国民整体健康状况，从而达到经济产能的提升。若政府无法保证我国国民的健康和福祉，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继续在这场疫情中越战越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