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盟政府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开始执政，至今已超过一年。在这一年当中由于疫情不断升温，导致我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行管令，令人民生计饱受影响。民间对于抗疫政策反复不定的国盟政府早已怨声载道，于是展开了一场挂白旗自救运动，援助生活无以为继的穷苦人士。
在白旗运动出现之后，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回应此事的态度上分歧颇大，首先是伊斯兰党多位议员，包括吉打州务大臣明确表示反对白旗运动，来自巫统的霹雳州务大臣同样持反对立场；与此同时，由在野党执政的槟州迅速拨款回应白旗运动，诚信党基层党员更被认为是白旗运动的发起人。笔者认为双方的分歧可以从合法性的角度来分析。
依据中国学者赵鼎新的分类，合法性大致可以区分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与程序（法理）合法性。以上三种合法性分别指向某种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以及某种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执政者的产生程序。
国盟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诞生，虽然它上台执政的过程可能符合程序合法性，但程序合法性区分了政体与政权，其本身在保护政体方面产生较强的功能，因此国盟在维系政权方面还需要与另外两种合法性相互配合。
在意识形态上，一个为了执政而东拼西凑组成的政府，纵使在所谓“马来人政治大团结”的前提下执政期间依然内斗连连，理应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说服力。因此国盟必须依赖绩效合法性来维系政权，而当下最重要的绩效合法性来源便是抗疫。可惜在国盟治下，抗疫的成绩明显不及格。所以受到社会关注的白旗运动在他们眼中实际上就如同挑战他们抗疫的绩效合法性，更何况白旗运动有在野党的明确支持。
我国抗疫不力导致需要祭出全国全面封锁，人民生活因此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穷困的家庭已经难以为继，以致自杀率飙升。白旗运动的出现虽然让许多人因此而获得短暂的帮助，维持自身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曝露了人民在疫情影响下遭遇的困境。
对政府的嘲讽
白旗运动首先是象征我国抗疫失败，其次以曝露民间惨状来要求政府的回应形成了道德上的挑战。民间希望政府起码承认白旗运动的合理存在，回应运动中展现出来的需求，但这可能在根本上冲击了国盟政府维权的合法性，因为当政府认可白旗运动的需求就看似推翻了自己以抗疫维系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白旗运动具有绩效与道德上的双重挑战。
虽然抗疫失败的责任并非完全推给政府，无论是希望提早重启经济活动的财团还是忽略防疫措施的民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牵扯民生问题时人们很容易就将责任归咎政府，因此白旗运动本身就代表了民众的真实求助与对政府的嘲讽。
白旗运动形成声势的时候，这股风潮会在网络上形成一股对国盟政府的严厉批判。当越来越多人展示自己的困苦，越来越多人在白旗运动中找到共鸣，这对依靠抗疫维系合法性的国盟政府而言几乎就是一场灾难。
政府无力提供更多津贴以回应人们的诉求，也不愿承认抗疫失败，但白旗运动已经广受民间关注，国盟政府无可避免必须回应。因此它唯有否定白旗运动才能避开其挑战，同时继续保留抗疫带来的绩效合法性，我们应该以这种视角来看待国盟议员所说的“白旗就是投降”等反对白旗的言论。这些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言论，因为现实是民间确实有不少人真的需要低头“投降”来求助，不该被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