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有国家认同的选择困难，这大概是华人在建立自身民族认同和大马国族认同的论述经营方面有“先天缺陷”，建国一代的华社领袖、知识分子并没有及时、彻底清理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华人若要摆脱后移民社会的观念秩序，不只要在国籍上“脱中入马”，也要在精神上“出中国”（即重新定义自己和祖籍国的文化联系），此外，那一辈人也来不及做好还击种族政治的论述经营，以至于建国64年后的今天，华人仍难以认同大马。
我在前一篇拙文中提过，大马华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之推力因素源自种族政治下的各种不公，这包括了种族霸权、固打制、岌岌可危的母语教育等议题。即便华人完成了前文所述的认同转变阶段（彻底出中国），但还是无法回避种族政治这只拦路虎，这又延伸出华人身份认同的另一个陈年命题：我即使认同大马，不认同中国，我的国家会爱我吗？
无可否认，大马的种族政治使得华人难以对大马建立认同，于是只能将中国大陆、台湾或新加坡作为自己的情感投射物，尤其总会以他国的成就来将执政能力差的大马比下去，这也让友族对华人产生了“华人不爱国”的误解。
大马华人崇拜中国，是因为种族政治造成华人的危机感，进而渴望一个强大的中国来“拯救华人于水火之中”，至于新加坡崇拜，则是因为华人无力改变大马政府执政能力欠佳、官僚腐败的现状，至于台湾崇拜，则是因为大马华人厌恶大马的宗教政治和种族政治，而渴望台湾世俗社会的自由，但是台湾和大马的民情秩序本就不一样。
总言之，阻碍华人认同大马的原因始终是种族政治、官僚主义，但是华人这个族群有趣的地方是喜欢将自己族群的未来寄托于外国，或将自己的情感投注于外国，而非亲自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改变本族和本国的命运。
我并非国族主义者，更非民族主义者，我也从不将爱国视为一种道德准则。我不认为自己有多爱国，但我首先爱自己成长的家庭、乡土与家乡的人情，而这一切都在大马这片土地上，我以爱乡土为首要，爱国次之。诚如法国作家卡缪（Albert Camus）在正义和母亲之间，他会选择保护后者，即活生生的人，而非抽像的原则（正义/爱国）。
国家认同
身份认同是可以转变的，这也是我即便不认同亲中人士的主张，我也捍卫他们的认同自由。若认同可以改变，那么，祖国是哪一国自然也可以改变，很多华人是基于前文所述的原因而不愿认同大马，这也无关对错，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就是世上没有一处是天国，那么，要如何选择自己的国家认同呢？
每个人建立国家认同的条件都不一样，笔者的条件很简单，大致有三：
一、保障私有制：笔者的祖父是在战前从海南岛南来马来亚的第一代移民，在大马的数十年间，祖父能从一贫如洗的码头学徒，成为白手起家的咖啡店店主就是受惠于私有制的最佳证明，当私有财产被保障，人才有基本的自由。
二、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因为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我们才有机会看到一个烂政府、烂体制，民众才能不平则鸣，并以舆论压力迫使失职官僚下台。
三、弱国家与强社会：喜来登行动后的大马政府虽然有借疫情扩权的现象，但却仍是一个弱势政府。我发现大马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自发秩序，在喜来登行动期间，各族人民保持高度克制的默契可谓史无前例，随后的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各族之间可以守望相助，民间团体可以主动援助弱势群体，这就是弱国家、强社会的现象，只有社会比国家强大，才能制衡国家，这在共产中国是看不到的，因为只有党才可以垄断组织民众的权力。
综上所述，这是我选择认同大马为祖国的主要原因，尽管大马有固打制，但是大马的法律保障了私有制，这就保障了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大马的言论自由度不算高，但是大马人享有资讯畅通的网络环境，这仍能保障一定的知情权。
有关“祖国”的终极定论，也许还需经历长年的论述经营，方才有定论，无论如何，大马华人必须跨出的第一步是“出中国”，第二步是“入大马”，接著是走向世界，以世界人的胸襟看世界，才不会永远在国族主义的有限视野中坐井观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