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设有法定退休年龄，但这视乎不适用于政治圈。若用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为参考，我国许多仍不言休的政治人物应是时候考虑退位让贤，如79岁的行动党元老林吉祥、同为73岁的现任首相慕尤丁、公正党主席安华和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同为67岁的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和前首相纳吉、66岁的诚信党主席末沙布及60岁的前财长林冠英等等。
当然别忘了现年95岁，曾以93高龄二度拜相的马哈迪，和83岁的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仍活跃在我国政坛。不久前两人联手召开记者“倒慕”组政，顺便阻止安华拜相之路，可笑的是当时还有一些人认为此配对或较好，理由是姑里将会是比较不争议性的折衷人选。难道大马的未来如此无望，都没有其他人选，需要寄望于两老配才能突破我国政治僵局？
年轻一辈难出头
以上提及的一线政治领袖，几乎都已经活跃于政坛半个世纪，二线领袖迟迟未能担正，年轻一辈的更难等到出头天。
传统上，政治圈被视为是政治经验丰富的男人的空间，而年轻人，乃至年轻女性因年龄、经验累积的不足或际遇不佳而经常被社会系统性的边缘化，无法获得和年长一辈相等的待遇。虽然近年来青年及女性参政的趋势已有上升的迹象，但整体上青年参与决策仍然偏低；而且，在政党政治中，青年领袖虽然能在其青年团臂膀中担任领导，但对中央的决策影响甚微。
随著我国合法投票年龄下调至18岁，未来约共2300万的合格选民中（包含未登记选民）40岁以下的青年选民将占多数。但在国家决策过程中，青年的占比却不成比例。以我国第14届大选为例，40岁以下的国会议员仅占有12%的席位，仍低于14.2%的全球平均值。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在国家决策的过程中缺席是十分不健康的现象。
因网络发达，加上资讯普及化所致，更多青年在社会运动中发挥著核心和催化作用，千禧世代虽在社会上具一定的影响力，但在政党政治组织的决策上的参与度方面，与年长一辈相比却相对的少，这层面仍然被年长一辈主导。
一些青年菁英可成功凭著个人魅力在这圈子中突围，如顶著知名辩论员光环进入政坛而被相中栽培的前青体部部长赛沙迪，是较为罕见的例子。随著赛沙迪和马哈迪分道扬镳，成立青年党（Muda），号称为传统政治带来“破坏性创新”，以突破传统政治作法的约束，其成立宗旨看似堂皇，但除了在吃著赛沙迪个人明星光环的老米，到现在也未看到什么崭新论述。如果号称以青年为主的新组织再不投入政策研究和栽培青年领袖，幸运的话，最终也只能复制另一个赛沙迪，政治理念不扎实，空洞且立场摇摆，难以正面的提高青年参政的比例，更妄说引领改革。
青年参政面对局限
现实中，年轻且有想法的一辈难以在传统的政治阶级环境下取得突破，也面对许多局限，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培养。在这金钱挂帅的政治环境中，青年领袖在经济基础还未稳定的情况下，将会在政治动员和接触选民的方面相较吃亏。曾经有个年轻的在野党议员私下向我抱怨道，选民对政治人物的好感度是取决于你是否会做“人情”，而每个月的收入有很大部分是用作人情开销，不是请客吃饭，就是给礼金或帛金，如果并非家境还不错，实在很难撑下去。每当选举之时，资金缺乏更会让一名候选人捉襟见肘。
政党在塑造年轻的政治领袖也需要投入更多资源，除了金钱，培养年轻人的论政能力、政策辩论口才，甚至是形象的塑造都为重要。综合以上的考量，不难发现为何政党会倾向让原任议员继续连任，而非栽培新生代。原任议员有一定的形象基本盘，大部分也可以自己筹募政治资金，拥有较大的胜算。不然就找如赛沙迪这般自带明星效应的“年轻才俊”，省却大部分的麻烦。
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在12月24日的一场国家教授理事会的直播访谈中回应被呼吁“退休”时表示：“我已满足于自身的成就，未来的去留交由党来决定”。他的言论看似准备退休让贤，虽然真正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最后仍表明以党的考量为先。政党一般的考量会优先让原任议员连任，原因如上，那么年轻一辈该如何上位，这只会加剧政坛青黄不接的现象，资深政治人物一再霸著政治平台。
应给予相等机会
有著以上的现实考量，要让青年可以投身政治生涯实在不容易。除了在更早就为年轻人提供公民教育之外，也要给予相等或更多机会于年轻人，不以年龄作为对他们的歧视或打压。同时应该培养更多理念扎实的年轻“素人”，而非老是将期望寄望于如赛沙迪这般的辩论明星，或如当年行动党的“美女刺客”行列等等。
青年虽然不一定等同于进步，但青年绝对可以加速推动进步改革的力量，只要加以培养，国家便可得到更多青年政治家的参与。问题是，老一辈的一线政治领袖准备好让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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