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的西敏寺议会制，下议院的行政首长（首相）是由国会最大党在大选后选出，再经由国家元首任命的首相组织内阁，形成完整的内阁议会制。
英国议会内阁制成为近现代各国的参照，而各国因应国情设计个别的内阁制，马来西亚便根据本土民情量身打造专属的君主立宪联邦制。但因党派对立逐年加剧，单一选制所诱发的票席集中化趋向，媒体曝光形态日新月异，以及首相对续任的渴望，以致各内阁制国家的首相角色趋总统化（presidentialize），简言之，原本讲求集体的竞争、决策和负责已演化成党魁之间的霸王对决；原为大选后再选首相的潜规，化作为选前先选出首相的铁理。
对大马人来说，首相总统化实在熟悉不过。2008年第12届全国大选前，公正党、行动党和伊党成功达致协议，以一对一之势围剿国阵，结果三党大有斩获，成功打破国阵2/3国会优势，夺得五州政权，遂组织人民联盟对抗国阵。从此，民联自诩为国阵的最佳替代阵容，也开始议论首相人选。
2013年505大选，安华被推为在野党共主，同为民联的候任首相，将大选型塑成国阵─纳吉与民联─安华的火拼，接著是2018年第14届大选的国阵─纳吉与希盟─敦马。不得不说，大马首相总统化在308大选后发酵，于509大选发挥得淋漓尽致，经喜来登政变后形成“群雄逐鹿”的政治日常。
可归为4因素
据此，我国的首相总统化现象是伴随反对政治复燃而来。就笔者浅见，该趋势的产生可归为下列因素。
第一，基于单一选举制度的游戏规则，得到相对多数的选票即告胜选，驱使朝野各党尽最大可能获得最多票席，因而需要一位高人气的共主领军攻城略地。
第二，1955年三党联盟延续下来的族群分工模式，即由出自巫统的穆斯林土著担任最高领导成为传统，由于联盟/国阵借此“延年益寿”，故历来为在野党不断仿效的榜样——土著主攻，非土著助攻，久之便形成一种潜规则。
第三，大马土著与非土著的人口比例逐年失衡，马来人居多的土著选票为各党所求，非土著主流的政党（马华、行动党）为生存所需，唯有寻找土著菁英提升知名度，因此，急于选出具代表性的土著代理人为首相人选已是各党救命符。
第四，1990年代末，随著网络通讯的引入，曝光率增加，促使政治人物越来越关注形象的营造。在近十年里来，社交媒体、网络新闻、无线上网、智能手机等粉碎传统媒体的钳制，对首相总统化形成加持力。
或许有人会疑问：为何伊党领袖未能在首相人选中出线？原因在于，伊党的宗教色彩浓厚，排他性和单元性太强，无法博得非马来社会肯定外，亦得不到马来民族主义者、马来中产阶级、自由派穆斯林、东马土著的支持，如伊党领袖领军将不能吸纳太多选票。由此，在总统化趋势中，候任首相的个人特征、党派背景、意识形态、左右光谱在敌营面前，是否具备相对强的延展性成为焦点。
大马首相的总统化有多严重？今年2月27日，继希盟政府在喜来登政变垮台，过度首相马哈迪尝试说服朝野组织无党派政府，试图建立遵从敦马意志而非向国会负责的内阁，可见，首相总统化几近将我国推向独裁政权的危险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