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卫生总监诺希山在处理新冠肺炎过程到底表现如何？最近民都鲁国会议员张庆信对诺希山没有亲临沙巴“考察”疫情而公然怀疑其是否“怕死”。在防控疫情上，山哥几乎每天出现在媒体报告疫情，他从名不见经传到家喻户晓，这要拜媒体之赐。当然基于疫情成为每个国民极度关注的议题，因此山哥自然会在媒体“爆红”起来，就像前首相纳吉的“BossKu”也是靠媒体推波助澜。
另一位经常在电视曝光的是国防部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里，其报告多偏向政府执行行管令的国安要求及政策，与卫生部报告有本质区别。但由于国防部长常对政策表述不够明确，导致警方执行任务时出现“自我解读”，如到油站添油是否需要扫描MySejahtera，就出现混乱，最终才由部长一锤定音。行动党国会议员杨巧双认为部长若无重要资讯则无需天天召开例常记者会“博政治宣传”，但部长以“没有记者会，民众会以为政府没有做事”来反驳。
今天国盟政府实施各项政策还是无法控制疫情，导致近日不断暴增确诊病例令人担忧。请问疫情失控的责任，到底该向谁问责？是天天上电视的诺希山、还是沙比里？
按理，一个政策的执行，必须只可有一个“总指挥”，而不能沦为两头马车。就如前首相马哈迪揶揄面对控状的纳吉怎么会不能出席法庭审讯，却可以出席国会开会？这应由谁来定调这类“双重标准”的防疫？而原产业部长凯鲁丁从土耳其回国没有居家隔离，到处趴趴走，到底应由谁有权把部长“逮捕”候审？而凯鲁丁公开指卫生部没有发给他居家隔离表格，试图把责任推给前线人员，而诺希山是否有仗义执言进行反击，还是基于部长官大而“隐忍”。沙巴选举期间，从沙巴回西马的助选人员都没有强制隔离，试问这样的“严重疏忽”，到底是诺希山之过，还是沙比里之罪？
诺希山的身份只是一名高级公务员，他要如何面对政治压力来指挥抗疫而不怕得罪高官？卫生部长阿汉峇峇静静“藏身”幕后，疫情失控也就与他无关了。
今年四月阿汉峇峇接受访问时发表“温水可以消除新冠肺炎”的言论及他在脸书上进行直播时公开表示自己与世界卫生组织及500个国家进行视讯会议更成为大众的笑柄。其实，截至11月15日我国确诊人数达到近4万7 4 1 7的数字来看，疫情基本已失控。不断飙升确诊人数日增1000多宗，确实令人忧心忡忡。累计死亡人数也冲破300人。其实早在6月前，新加坡疫情远比我国严重，截至11月15日该国确诊人数达到约5万8119宗，当时看到新加坡的疫情无不令人心惊，但该国果断实施“阻断措施”，严格执行管控政策，终于看到防疫成效。
其实新加坡疫情主要集中在外劳，由于大量外劳共同居住在狭小的空间，导致有人感染很快就会大面积扩散。新加坡阻断措施有效降低了社区感染。此外也对外劳进行大规模检测，同时限制他们在社区趴趴走。
不能存在两头马车
要有效控制疫情，我国不可能存在两头马车（卫生部与国防部）来平行领导，如果要以诺希山为首，就要让他超越政治制约，权力跨越任何部会，是总指挥，如此诺希山在执行任务时就不会左支右绌。而国防部长执行的行动管制令也要获得诺希山的“认可”。不然，疫情无法管控，责任归属就会模糊不清，甚至彼此借口推诿。
台湾是目前疫情控制最好的地区，成为世界典范。台湾卫生部超前部署，认真追查每一个感染源头，确保立即阻断其扩散。由于是卫生部长陈时中亲自出任总指挥，获得充分授权，才看到成效。
张庆信要骂诺希山怕死时，最好把矛头指向国会里违规“不怕死”的部长。当然，诺希山作为主要抗疫领导人，也不能逃避人民的问责。在三月初期，世界疫情大爆发时，我国疫情的确得到有效控制，之所以诺希山被誉为“抗疫英雄”，以致于有“中国有锺南山，大马有诺希山”的比喻。但今天疫情严重失控，确诊人数直逼5万人大关，很快就会超越新加坡。新加坡疫情主要是集中在外劳，社区感染占少数，因此整体比我国强，死亡人数28人也远低于我国。
政府最近实施的行管令，许多雇主都感到混淆，特别是11月初执行的行管令，对业界的规定竟然是处于红区的人可到非红区上班，等于暗示非红区变成红区后，就都不必上班。后来，政府考量到一些员工必须上班处理紧急事情，因此只需持有公司信函就可以到公司办事。后来贸工部提议每周工作3天，早上10点到下午2点，问题是企业执行起来也困难重重，而公司信函是极为简单就可出具的文件，因此路上的交通基本没有显著减少。
明确指令十分关键
中午上班族挤满餐厅也是常见，这样的传染源根本难以阻断，对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雪隆区，明确的指令十分关键，不然就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目前“控制疫情”与“维护经济”是两难的局面，但疫情控制不好，经济的打击就会进一步扩大。就如早前疫情渐趋好转，商场的人流开始恢复，但现在不是又要重新跌入谷底，没有人潮。
张庆信骂诺希山怕死，除非提出确凿的理据，否则总难服人，其后来的道歉也看不出有多大的诚意。但如果没有赋予诺希山管控疫情的“绝对权力”，面对比他还高的官员的违令，诺希山能对他们做什么？看来诺希山不是怕死，而是怕了这些官老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