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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世界正忙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际，维基解密（Wikileaks）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正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进行反引渡美国的斗争。
美国官方指控该澳洲人违反了美国法律，目前在英国面对共18项指控，包括与前情报分析师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串谋从军事大楼网络上窃取机密信息，及发布机密军事文件。
所谓的机密文件，实际上是记录著一架美国军用阿帕奇直升机于2007年在巴格达射杀12名平民的一段血腥视频。事件中的罹难者包括路透社摄影师和他的助手，以及几分钟后抵达现场救援的人，其中有两名是未成年孩童。在视频未浮现之前，美国军方向民众表示这是一起与敌对部队对抗的事件，但这显然和视频显示的情况相悖。
当然，这并不是美国政府首次向公众撒谎。从1964年到1975年，美国政府透过不断的谎言，误导公众继续支持越南战争，而政客们则利用越战赢得选举。
2003年，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企图说服他国领袖，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生物和化学武器，其政权正在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并试图制造核武器。
“我今天所说的每句话，都有消息来源的支持。可靠的来源。这些不是断言。我们为您提供的是基于可靠情报的事实和结论。”这是当时鲍威尔在现场的担保。
如今我们知道，越南战争最终因为美国军事分析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于1971年泄露了《五角大楼文件》，揭露了政府公开的谎言，而于1975年结束。而伊拉克战争则于2011年结束后，仍未发现伊拉克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美国官方的担保，被证实是谎言。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因这些谎言而丧失了性命。
与美国不同，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除了1969年的513事件，几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社会动荡，而且我们也未有被政府误导以至于涉入如战争等人为暴行的经历。尽管如此，我们对政客撒谎的行径并不陌生。
自2009年启动以来，马来西亚人一直被政府告知一马发展公司（1MDB）是旨在通过外国投资和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发展国家的基金。直到《华尔街日报》发布泄露的文件，揭发非法基金流动时，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世界史上的最大的贪污丑闻之一。
数十亿令吉被非法挪用。据称其中一些基金被用于为刘特佐和同事购买奢侈品及房地产，一些用于资助好莱坞电影《华尔街之狼》，还有一些据称已被转账至纳吉的个人银行账户。若未被滥用，数十亿的令吉如今可用来救济多少受疫情影响的人民？
选民“允许”政客撒谎
另一方面，在我国面对疫情的同时，却又平白迎来了一场不必要的政治危机，不但导致了希盟政府在2月底倒台，也让社会至今仍受困于看来没有止境且无耻的权力斗争当中。
相竞的政党联盟皆声称拥有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双方都招揽了奸诈且毫无诚信的政客。与此同时，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经济乃至政治机构却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事实是，只有少数政治人物没有巩固和扩大自己权力的动机。如果牺牲真相可以使他们操纵追随者，或隐瞒不法行为，以谋取利益，那么大多数政客不会犹豫。
前首相马哈迪不止一次向希盟政府的支持者保证，他将安排安华继任首相。但他的举动却显示出相反的事实。而他也承认，希盟为了赢得选举，而在竞选宣言中夸大改革承诺。事实上，当时并没人相信他们会赢得政权，需要对承诺负责，兑现改革宣言。
可是政客撒谎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选民允许他们这样做。毕竟，是选民当初一厢情愿相信马哈迪已经洗心革面，接受他统领改革；毕竟，选民在法庭定罪后，仍然对“Bossku”盲目效忠；毕竟，选民无论身处哪个阵营，都以大局为由，牺牲选民批评政党政治的权利和原则。
一般选民很多时候并无法左右政治世界。许多政客在当选后，往往不履行他们在竞选活动中所作的承诺。实际上，代表商业利益的精英和有组织的团体比选民更有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因此，除非我们愿意承认政治人物会隐瞒、蒙骗或操弄民众，愿意质疑、抨击甚至挑战政客不真实的言论，愿意对质并追究他们应负的责任，愿意撤销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否则我们将会一直是他们剥削、利用的对象。
“被蒙骗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相信不真实的信息，另一种是拒绝相信真实的信息。”丹麦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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