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政府大派各类援助金，不禁使人联想到钱从哪里来？甚至联想到大马会否破产？要回答这问题，首先须理解当代货币（即钱）的性质。自1971年美国拒绝外流美元可兑换回美国拥有的黄金后，全球货币实质上进入纸币经济（paper economy）的时代。
也就是说，国家发行货币不必有资产如黄金与外汇存底做为后盾。这大大增加强了政府发行纸币的能力，而不少政府也敢敢利用这个便利。其结果，不少国家如发达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0％或以上。日本甚至达到240％之高。可日本尚未破产。主因在于日本长期走低利率，甚至近年来走负利率的政策，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还债压力。
反观大马，联邦政府直接债务占了GDP的52％，可还债压力颇高。因为大马的举债利率在约3-4％之间。这几年来，还本付息约占总预算支出约12％之高（2019年大马的GDP为约1.5兆令吉）。
若资足抵债不必恐慌
此外，日本的公债大部份为内债而非外债，这使政府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因为内债可用印钞票来应对，而外债则否，且日本的对外贸易长期出现盈馀，也拥有大量国外资产。这就减少了恐慌。我国的债务也是以内债为主，有约9 6％是以马币计算的债务（其中，约有27％为外资持有）。
伸言之，大马国内储蓄颇高（约占GDP的近30％），可向国内举债而不必大举外债。与此同时，自1998以来大马对外贸易也高达1000亿美元／4177亿令吉；只要能避免双赤字（公债与贸易赤字）尚不至于出现恐慌。
其实当代经济均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债务基础上（如分期付款），重点是，举债的性质如是用于生产性投资还是浪费掉。若用于生产性投资，由于未来可能有收入，可以抵债，当不足虑。伸言之，在谈债务时，也得考虑及资产，是否资足抵债，如国有的资产或政府在官联公司的股权或拥有土地（建筑）等。
只要资足抵债（如新加坡）欠债不是太大的问题。比方说，在1986-87年联邦政府债务高达GDP的100％，可由于1987年后，政府大搞民营化及经济增长加速，债务占比便逐年下跌。易言之，关键在于是否资足抵债，也就是资产是否大于债务。若然，也不必太恐慌。更重要的是GDP的扩大速度是否大于债务扩大的速度。
在2020年，肯定债务增长会大于经济增长；估计2020年度赤字可能占到GDP的约6％或更高；因为GDP可能萎缩。萎缩大的话，就会放大债务在GDP的占比，使债务占比上升到60％。这还得视下半年的情况而定。
扩大总需求刺激经济
易言之，增长率是关键，增长率快的话，表示人民更容易找到工作，有收入可消费，从而也缩小了债务在GDP的占比。反之亦然。这也是何以经济增长已成当代国家的共同信仰。在经济好景时，要好上加好。景气不佳时，更要刺激增长加大债务。这已是一般通则。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基本上有以下方法，惟目的大多数是要扩大总需求，因为有需求才有投资与消费及就业。
常用的刺激手段中，政府减收税／费与扩大开支是最立竿见影的手段。这个称为财政政策的手段是要使人民手中有钱可花，以及经由政府花钱来活化经济活动。另一个方法则是，由国行调低利率与扩大货币供应，使民间有更多的钱在市场中流动；同时也可减轻负债人的还债压力。
更邀进的方法则是货币贬值，以促进出口与抑制进口，甚至是内部贬值，也就是下调现有工资水平，降低生活水平以提高出口竞争力与吸引外国人来本国旅行或投资。
当然，上述任何选项均有其相应代价，如下调利率会损及靠储蓄与利息生活者，或导致本国货币贬值与出走。同理，政府减收增支会加剧公债负担或把债务留给下代承担。较流行的做法是，用渐进式通货膨胀逐步消债，因为钱的价值在其购买力。通货膨胀可降低购买力，减轻债务人的还债压力。
这次疫情，各国政府大派援助金与出台各类刺激方案目的也是多重的。一方面可让穷人过渡以免铤而走险，他方面也有助于稳住就业。只是，这是一时的堵住失业方法，治标不治本，根本方法在于疏通，也就是创造更多适合国人的体面就业机会。
未来公共财政挑战大
在大马，由于有好几百万的廉价外劳，可做为缓冲；只要国人不嫌工作，是有业可就的。至于高增值的就业，就需要时间来创造。如目前大马的劳动力中，只有约2 7％可归类为高技能（月均收入约3900令吉），馀者皆为工资不到2000令吉的中低技能工。这样的劳动力结构，也决定了个人所得税在联邦政府收入中的占比，难在中期内提高。
结果，只能继续依靠公司所得税（占比约30％）与不确定的油气收入。其实大马有2000多万辆汽车与摩哆，每日用油量大，即便油价涨也得补贴回去，难真正改进政府财政收入。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如过去20年来年均增长均在5％左右，未来可能更低，政府又难开源节流，那么未来的公共财政挑战会更大。未来会否用印钞票来应对日益扩大的公共开支（称为赤字货币化）就难说了。或许，进一步的自由化与私营化是一个可能的选项。这将是一个政治选择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