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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印裔男子迁入一所公寓不到两周，遭房东强迫在一天之内搬走，理由是“只接受华人租户”。暂且不论其法律正当性的问题，以肤色作为租户资格判断的缘由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许多华人对印度人既有的刻板印象：酗酒、脾气火爆、涉及犯罪活动……相信大家对这类说法并不陌生。然而，这般形容其实和我从小接触的印度人大相迳庭。
小时候，我家隔壁住户是一位印裔女士。她是天主教学校的退休教师，为人和蔼可亲，经常鼓励我追求知识和孝敬父母。我妹报名中学时，她还很乐意为我妹写推荐信。她回故乡后，迁入房子的是一家印裔穆斯林，每逢佳节总会邀请我们到家中，设宴款待。我与印裔邻居的往来从无不愉快的经验，反而是另一边的华人邻居有酗酒问题，那位大叔不时醉卧家门前或在路旁小解。由此可见，生活习性并非由种族所决定的。
我在大学时期认识几位印裔同学，他们学习时认真，玩乐时尽兴。我与他们相处融洽，不拘小节。毕业后，我因教钢琴而接触到一些印裔学生，他们都彬彬有礼且聪颖好学。为什么我在现实生活认识的印度朋友跟许多人描述的模样相距甚远？
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生长于小康之家，在有限的生活经历中遇见的印度人以中产阶级为主。他们多数受过良好教育，有稳固的经济基础。若是如此，“酗酒、脾气火爆、涉及犯罪活动”等等就不是与生俱来的种族特质，而是跟物质和文化条件有关，但人们为何会广泛流传这些是印度人的“民族性格”？非种族特质是怎么跟种族因素挂钩的？
边缘求存的印裔
跟华人迁徙的历程类似，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多数是在英国殖民时期为了寻找生计和栖身之所，飘洋过海来到本地。然而，在英殖民政策下，不同族群的职业领域和居住地带相当不同，奠定了往后本地族群分布以及各自可掌握资源的基本样貌。当时，绝大多数印度人被安排在郊外从事种植业，直到殖民结束，许多印度劳工留在园丘里，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领取微薄薪资生活。
随著九十年代橡胶业的没落，大批印度劳工失业而被迫移居城镇。由于几个世代下来都是在园丘工作，他们没有其他技能且缺乏资本，加上教育水平低落，只能从事低收入和不稳定的工作，即使住在廉价住宅或木屋也捉襟见肘。马来西亚以土著利益为优先的扶弱政策对印裔社群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由于印度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皆是弱势——人口少意味著选票少，他们在国族建构政策中往往被牺牲，在试图保存族群语言、学校、文化和传统时面对重重困难。因此，不难明白印裔社群为了捍卫族群权利，有时反应相当激烈。两年前轰动的斯里马哈马里安曼百年兴都庙面临强拆的事件即是一例。当时发展商的利益、官方的决策、宗教和族群的张力导致冲突爆发，跟长久以来印裔社群所遭受的压制不无关系。
刻板印象的存废
受到边缘化的印裔社群长期在困境中挣扎求存，因而辍学、成瘾行为和参与黑帮与暴力活动比例偏高，或多或少造成了人们对印裔社群的刻板印象。然而，印裔社群问题不应归咎于种族天性，因为那不过是对于血缘的迷信；这也绝非什么民族文化劣根性使然，因为许多华人所尊奉的佛教、广受欢迎的瑜伽和阿育吠陀疗法都是源自印度文明。况且，那些对于印裔社群的刻板印象也有可能是警察选择性执法和媒体放大报导的结果。
印裔社群的问题必须从宽广的脉络来理解：殖民政策留下的影响、从园丘迁移到城镇的窘境、社群生活的分崩离析、迅速的城市化以及种族歧视政策和现象等。一些印度人在特殊机缘下透过加倍努力或可以扭转命运，渐渐改善生活品质，就像我所认识的那些印裔朋友一样。与其他族群的情形相似，甚至有一小部分精英因著人脉和党派关系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势力和经济能力。
不过，在结构性因素没有真正改变的情况下，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印度人，尤其是无法跟上城市消费水平的劳工阶级，能获得的机会和社会能动性依旧不高。既然如此，当他们在求职、租屋或申请商业执照时还得面对歧视和刁难，岂不是加剧困境，形成恶性循环？
纵使处境艰难，印度人也不一定因此染上不良惯习或从事非法勾当。我在参与社会运动和慈善活动时，就遇见许多热心公益的印度人，无论他们出身贫寒或富裕，都非常积极地扶助弱势群体。如同“华人唯利是图”或“马来人懒惰”的刻板印象，关于印度人的负面形象是偏见大于事实，我们委实不必以讹传讹加深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
由于宗教、语言和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不同族群之间有著一定的社会距离，而族群内部存在特别的情感纽带，在乎如何保存自己的“种类”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我们也要认清的是，族群不是亘古至今永恒不变的事实，而是在历史上经历通婚、战乱和各种社会变迁而不断重新形塑。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是殖民历史所带来的后果，但既然共处同一个国家，我们不应让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遗毒继续发酵，而是学习接纳彼此和减少冲突的相处之道，首先就是从放下根深蒂固的族群偏见做起。
“为什么不租房给印度人？”——这是反问句，因为我找不到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