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现代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目的是为了创造就业,提高生活水平,充实社会福利与加速国家现代化与国力等。
在1850年之前,即便在欧洲,年均增长率也只有1%以下,到了1850-1940年,少达到约1.5%。在1950-1966年西北欧诸国因为百废待兴,重建国家,才实现了约4%年均增长率。美国则维持约2%。进入1970年代,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一般在2%,近年来则靠超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政策来推动增长(日本与欧洲)。
至于非西方国家,基本上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以至陷入治乱循环的周期中,就是和平盛世一久,人口大增,便会出现土地不够与农民造反的乱。之后又进入另一个循环。这是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现代经济增长则能打破这个治乱循环。尽管如此,不少非西方国家依然尚未摆脱传统经济模式,进入现代增长模式。主因在于生产力与技术没有突破。
就现代国家而言,东亚一些国家,是经济增长的明星,如1950-60年代的日本,可实现年均约8%增长。主因之一在于美国打韩战与越战及美国开放市场。惟进入1970年代后,便从高速转入约3%的低速。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后,更进入约1%的低速增长。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只能在1966-1990年期间,维持约6%年均增长率。之后,也进入低速增长。
中国自1978年搞改革开放后,虽也能在2015前实现近10%的增长率,可之后,也逐步递减到6-7%。这显示出,高速增长只是特定阶段的现象,是无法持久的。
经济增长有3动力
大马在1987-1996年间可达到年均近9%的增长率,可自1998年以来,便进入约5%的中速阶段。目前,东盟国家中,越南、菲律宾、印尼尚可维持6%增长率,印度亦然(约7%)。
为何一国会出现高速增长,之后又掉入L型平原期,原因当然是多重的。从经济角度看,推动增长的动力基本上有三,即需求、投资与净出口,其中高投资与高净出口,是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两者又是相互推动的。因为有足够的需求(主要是商品而非服务),才有可持续的投资与出口,若单靠内需是难以实现高速增长的。
原因很简单,一是国内市场尚未充份开发,市场容量小或人民人均收入低,只有借国外需(即出口)才可能维持高速增长,如日台韩新中便是。可这也只是阶段性现象,无法持久。大马在1987-1996年的高速增长,也是靠内外资的高投资与出口来实现的。只是这个内外资自1998年后逐步撤资。一方面是发达国搞保护主义,他方面是新的竞争者崛起,分散或取代了大马的角色。
除了投资、需求与出口外,一国能否持续增长也取决于其他非单纯的因素,特别是社会与政治稳定。没有一个缺乏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国家可实现中高速增长。实事求是地说,跨国企业也是很现实的,虽然大家都口中大谈民主人权,可跨国企业就是爱到民主人权不足的威权国家搞长期投资,如中国与越南。理由也很简单。跨国企业是唯利是图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资本无祖国,也不谈民主人权只考虑社经稳定与可预测性。
落后国家潜能更多
其次是起点的高低。理论上言,越落后的国家起点越低,未开发的潜能也越多,以大马与越南为例,在2018年大马的人均收入高达近1万美元(4.07万令吉)而越南只有约2000美元(8140令吉)。对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言,如电子电器这类需要大量劳动力来组装与包装产品行业,大马就无法与越南竞争。外加上越南人口有9000多万,劳动力供应可维持较久兼有效供给。其他如土地价格,经商成本也低于大马,这就是大马无法在低工资产业方面,与越南竞争的理由之一。
另外,人口红利也是重要原因。人口红利是说一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中,工龄人口占比高,被扶养人口(如小孩与老人)占比低。这个红利就提供了有效的劳动力供应。当然,这也是个阶段性的优势,人毕竟迟早会老化,过了人口红利阶段,就会出现高龄少子化现象,进而钝化增长。
其中高龄化与少子化又是一体两的。因为少子化,年轻人占比高,才突显出老人多,而老人多年轻人少,就会出现一个生之者少,食之者众的现象。发达国家近20年来经济放慢主因之一也是在人口老化,如日本的65岁或以上人口,占了总人口的26%之高。也难怪增长长期不振。这个现象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动荡,如法国便因要改革养老金与退休年龄,而引起了大规模罢工。
越发达国家人口老化越严重,可说是个繁荣的悖论,越重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人,一般来说越不愿意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这是个人主义走过头的后果。这也突显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利与义务是应该有所平衡,不宜偏向一面。发达国虽然也出台了生育奖励,可效果不彰。
深层地看,这也涉及了一个为人生而工作或为工作而人生的选择。第一代可能为了生活困苦而埋头苦干,可到了第二或第三代,则可能失去了奋斗心而选择安逸。
对中高收入国如大马言,追求高速增长已不合时宜,要求的是更高素质的增长,即中低速,中高素质的增长,要实现这,并不能单靠低工资,而要靠中高技能与中高增值的产业来维持。这里的关键是人口素质,也就是教育与培训要与发展阶段配套,避免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错配。与市场开放,引进大量外资的批发式改革相比,这是比较精致的零售式改革,需要更精准的对策。
在这个竞争激烈,每个国家均要力争上游的时代,如何突围已成了很大的挑战。大家都说要创新入手,可创新需要有适合的环境。按理说,大马做为一个多元文化、语文、宗教的国家应具有更多的创新资源。只是能否人尽其本则取决于执政精英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