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9以来，不少人感觉到大马有个政治热经济冷的政热经冷趋势。之所以，自有其远因、外因、近因和内因。政热如爪夷书法及外来传教士扎基尔事件，可说是节外生枝的自找麻烦的事件。经济淡静则有其复杂的因素。
从远因来看，自1997-98年金融货币危机后，大马便转靠内需来刺激增长。这个政策本应是一时性的反周期对策，可由于投资与出口不振，只得长期靠内需来继续推动疲软的增长动力。可其后果便是家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节节上升，到了2018年已达1.18兆令吉，占了1.42兆GDP的约83％，是亚洲最高占比之一。这家债中54％是住宅债务。
在2011-2015年房地产价格猛涨时，房地产投资火热，或多或少也刺激了增长与内需；只是自2015年美国收回量化宽松后，这个热潮也渐渐消退，在一定程度上，自也钝化了经济活动。
与此同时，企业债务与公共债务也节节上升。到2018年，企业债已高达1.95兆令吉，占了GDP的约135％之高。这个企业债中有很大的部份是外债（2018年外债总额高达9000多亿令吉）。若经济持续不振且马币贬值，企业的还债压力也难免上升。至于联邦政府债务，直接债务也高达GDP的约52％。
束紧腰带或扩大赤字
企债、家债与联邦政府公债加总起来，已达到发达国的高债务水平，而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就联邦政府债务言，52％的直接债务虽没发达国的100％那么高，可也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约40％的水平。这个水平上，联邦政府应否提高债务水平，以刺激经济便成了选择困境。按照主流经济理论，政府是应在经济衰退时期加大预算案赤字以便刺激经济增长。
可问题是，若债务水平偏高，这个刺激政策便可能成为以毒攻毒，如上了毒瘾的吸毒者一样，进退两难。
从一般人的常识来看，债务高居时，理应节约，束紧腰带，以渡难关。只是国家不是家庭或企业。家庭或企业欠债，当然得减少开支；只是政府有印钞能力，只要欠的不是外债便可用印钞方式来应对经济衰退，如2008年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这里的争议是，若政府在经济衰退或淡静时也减支减债，市场肯定会更欲振乏力。也就是投资与内需会更乏力，进而使就业恶化，失业高升。
若然，那么政府的收入也会水落船低，收入大减，甚至可能是收入大减的幅度大于政府的减支预算，得不偿失。因此，学界便有争论，节约政策是否明智或是否会弄巧反拙，引出更不可欲的后果？
这里还有一个争议是，若政府加大支出，扩大预算赤字，那么这个支出的对象应是什么？生产性投资抑或是消耗性或单纯的消费性投资？生产性投资有可能带来未来收入，而这个收入可用来还债，可非生产性投资则是花了就什么也没有──除了加重还本付息压力外。
生产性投资一般言，必要的基础设施、人力投资特别是投资于实用知识与技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是可能带来未来收入的。当然，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
在政经学界，一般来说右派人士会倾向节约计划，而左派人士会倾向扩大赤字，双方各有其理，很难说谁对或错，只是从保权保位的角度看，扩大支出以刺激经济活力减少失业，应是保住政权的短期出路，至于长期反正未来不知谁掌权，还是过了眼前这关才是硬道理。这也是何以发达国的公共债务节节上升的主因。
其实，除了节约或扩大赤字外，也可考虑出售或出租资产。当然前提必须有可以出售或出租的资产。在1980年代，英国便出售了大量国有资产以至现在已无资产可售。大马在1980-90年代也大搞私营化或私“盈”化，即为某些有关系者开财路的利益输送。因此，当下大马能搞私营化的项目已大减，只是国家石油依然值得好几千亿令吉；若脱售部份资产也不失为一个可行出路。
若不想或没有资产可脱售，也可考虑印钞来抵销债务；当然天下事向来有所得也有失，而不会有免费的便宜事。印钞若没失控，仅致成温和通膨也不失为一个出路。问题反而是，这样做会令当权者失去改革决心，使根本问题没能获得解决，最终也可能因印钞上瘾而致成失控的通货膨胀。1980-90年代不少南美洲国家如巴西与阿根廷，或当前的委内瑞拉更是实例。
从长远来看，根本的解方在于开源与节流。开源的主要方法便是增税。只是人性多是趋赚避亏，只想多取少付或最好是搭免费便车。因此，增税便得冒垮台的风险，如2018年的纳吉政权。增加税收将是难以避免的挑战，特别是随著人口老化与医疗支出增加。就大马言，可持续的增税，将是增值税或所谓的消费税（GST）。若是走销售与服务税（SST）也得增加税率或扩大范围，因为公司税与个人所得税更难搞。
增值税是主流趋势
当然世界总趋势是，增值税或称为消费税是主流趋势，连印度也在去年出台增值税以增收。在中国增值税甚至高达17％远高于大马的6％。在中国政府的收入中，增值税（即GST）与消费税（相当于大马的奢侈税或罪恶税）加总起来占了收入的约30％，远高于大马的SST的约10％。
在发达国，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与社会安全保障税各别占收入的约1/3。若扣除社会保障税，个人所得税与增值税更各别达40％。大马则是个人所得税占约13％，SST占约10％。长远来看，此收入结构会改变，特别是GST/SST会节节上升。
之所以，不得不选择GST/SST的理据是，未来大马普罗的薪资不太可能会大幅上升。因为这涉及产业升级的挑战。其次是在直接税如个人税会使纳税人更反感；因此，间接税如GST/SST是较保险的出路。这也是何以全球的趋势是走增值税的路线。因为增值税是有消费才有中税，且有助于促进出口（因出口免税）。美国没有GST只有SST是出口不振的主因之一，而美国的个人税则占了收入的约42％之高，这是大马人无法承受的高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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