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化之地说，过去几百年来，这个世界是由西方所主宰的，如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荷兰、英国和法国；19世纪的英国与20世纪的美国，其势力范围可说几乎履盖全世界。
只是，进入21世纪之后，长期以来便不可一世的西方诸国似乎产生了信心危机，认为他们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而这个威胁又可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来解读。
就内因而言， 西方列强本身在1914-45年间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大大地削弱了彼此间的实力，特别是英国，更因这两次大战而一落千丈。整体上言，这两次大战也解放了许多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二次战后，西方诸国的重建使西方再度繁荣，可也有人认为这是个吊诡的繁荣。
繁荣淡化爱国主义
如美国经济学家托德‧布赫霍尔茨（Todd G. Buchholz）在其《繁荣的代价》（The Price of Prosperity）一书所说，这个繁荣让西方人变得懒散、好逸恶劳，更依赖政府的福利，也更不爱国。更耐人寻思的是，这个淡化的爱国主义主要是由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与知识份子两者所致成。这里也带出了一个自由主义是否走过头的争议。
说起来，李光耀在1970年代提出的亚洲价值观，批评西方是过度放纵的社会，倒有异曲同功之妙。此外，高债务、全球化、人口递减也是大问题。
更激进的是， 在2002年美国的资深共和党人帕特‧布坎南（PatrickBuchanan）写了本《西方之死》（TheDeath of the West），认为西方正走在自杀的道路上，他还引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的话“文明多死在自杀而非被杀”来展开他的论述。
他认为，当代西方，包括欧洲与北美，都面对数个自招的严重问题，如人口递减、少子化与人口老化、信仰日渐淡化、道德日趋没落，以及不抵抗外来侵略等。这里所说的外来侵略不是说外国进攻西方，而是西方诸国大开门户，让那些第三世界的穷人大量涌进西方。
冻结移民防患未然
在2006年，他还写了一本《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引用联合国的人口趋势资料提到，整体上发达国的人口均在停滞或下跌，其后果是，到了2050年，欧洲人的平均年龄是50岁，且会有1/3人口超过65岁，生之者少，食之者众，谁来养活或照顾这些人？一个可能的选择便是从第三世界进口年轻人口。
就欧洲言，这些外来人口将主要来自西非和北非。若进口大量的第三世界人口，且是穆斯林，这肯定会出现欧洲的伊斯兰化现象，进而冲击到欧洲基督教文明。这类言论在当前欧洲是颇有市场，也是民粹主义，特别是右倾民粹主义崛起的主因之一。
就美国言，目前人口是3.2亿，其中西班牙语系的拉丁美洲人占约16％，黑人占约13％，亚洲裔占约4.5％。按当前趋势，估计到了2050年时，西班牙语拉美人会升到24％，黑人16％，加上其他人口，白人有可能沦为少数民族；因此，帕特‧布坎南建议白人国家应防患未然，不要重演罗马帝国的悲剧。4世纪时的罗马就是因为道德没落、好逸恶劳而引进大量蛮族（主要是德国人），终而被蛮族毁掉。
一个文明的生死，取决于这个文明有没出现创造性的少数，出台救国救民的良策；若否，文明将因此而消失，且常是自招的，而非被杀。对当前西方来说，首要任务是先制止白色死亡或当代西方人染上的死亡文化，即当代人只想享受当前的好处，而不顾及后代，也不愿多生育，即便政府给予多种奖励。
帕特·布坎南在《紧急状态》一书中提出多项建议，如冻结移民、限制人数；不可大赦非法移民；建立围墙；严审连锁性移民，如以亲属关系把亲人带进来；检讨出生地主义公民权、取消双重国籍。
这些建议也是当前美国特朗普要搞的防患未然之策；只是移民一般被认为多会投民主党一票，故民主党并不愿与特朗普配合，如建围墙。这究竟是选举民主的优点还是缺点，则见仁见智。
理智应对全球化冲击
另外，进入21世纪后，有关区域化与全球化对西方的冲击也是个富有争议的课题。以英国脱欧为例，显然是入脱在英国致成了赢家与输家。专业人士与大城市中上层多主留欧，而下层与乡区则多主脱欧。这除了传统的岛国心态与光荣孤立的因素外，也涉及了实质的利益分配。得利者主张留欧，失利者较多主脱欧。这道理同样适用于全球化，在美国下层白人多易被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吸引，说他们是全球化失利者，这个说法也有争议。
因为，美国进口大量本国已失去竞争力的产业或行业，实则也可降低跨国企业的经营成本与物价，减沙低收入者的生活压力。深层的因素实为技术与收入分配过度不均。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便出现了无就业的复苏或增长的说法。主因在于信息化虽提高了生产力，却也节省了人力，使就业机会未能及时创造出来。
约言之， 区域化、全球化、效率化、理性化、自由化、自动化等，均可能在运作中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如何扬长避短与补充其不是才是重点。盲目地反这反那只会在长期中加速本身的没落──即便在短期内似乎有效。同理，太过讲究人权，也应有适度的人口义务来平衡之，以免过犹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