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夷文风波依存之际，我国又迎来了另一个困境，在大马寻求政治庇护的印度籍传教士扎基尔在吉兰丹的座谈会上口出狂言，认为他这名“新客人”若被要求离开，华裔和印裔这些“旧客人”就应该先离开，引爆了另一场舆论风波，是否还要继续让这问题份子滞留大马，政府确实该省思和审视问题的严重性。
爪夷文书法课存有隐议程，是否仅少数族群过于敏感？其实也未必。整体来说，应当说是政策不断种族化和宗教化的结果，逐渐在撕裂我国各族群的社会共识，使得国族建构更具艰难和进展缓慢，或者说迟早将步入一道死胡同。
我国并非典型的伊斯兰国家，而是穆斯林为主、奉伊斯兰为国教的世俗国家，联邦宪法是国家最高法律，沿袭的是大英帝国的政法传统。
但自上世纪80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宗教化政策逐步实施后迄今，伊斯兰法在一些情况下已凌驾世俗法，更不在总检察长的管辖权力内，全然拜198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所致。如果事件仅发生于穆斯林间，问题尚不至于复杂，但改教、婚姻、继承权甚至作奸犯科等，若涉及不同族群与宗教背景者，那就不仅仅是穆斯林的“家事”了。
科技助推宣教
君不见州宗教局可以贸然到非穆斯林葬礼“抢尸”（死者被怀疑已改教所致），或因夫妻、亲戚一方改教，造成抚养权或财产权引发纠纷等种种问题，皆州宗教法庭所赋予的特殊权力所致。
我国多年的政治角力，尤其是独立后马来穆斯林政党和穆斯林不停在宗教问题上挑战、冲击和反应，这种趋势早已在所难免，也难怪敦马哈迪在2001年大胆宣布我国是“伊斯兰国”，即便各方五味杂陈，也不得不承认我国社会已逐渐受到宗教化的束缚。
借由科技发达和讯息传播便捷，宣教活动更是有大张旗鼓、遍地开花之势，坊间开始盛行犹如美国的“电视布道者”（televangelist），独立传教士大行其道，藉新兴媒体成为布道宠儿。即便虚张声势者多，但是在我国当下的环境中极为受落，似乎也没有受宗教局所管制，所以参差不齐者众，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性舆论。
这也不难理解，扎基尔这名在海外已红透半边天者，在这里有如此多粉丝，更因遭到印度政府通缉流亡至此，我国穆斯林大多仍都给予同情和拥护。
惟扎基尔的极端言论在印度乃至海外，简直是恶名昭彰得以形容，虽然听在穆斯林耳里是福音，但对于“异教徒”而言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是另一种挑衅和羞辱。其备受争议的地方，是其不单纯宣教，而是以比较方式来弘扬教义，借此贬低其他宗教（或非伊斯兰性质者）。
提防散播极端主义
没错，宣教或布道是所有信徒的天职，传教士也背负著最高使命和任务，但法治国家和多元社会，仍需对不负责任和散播仇恨者进行限制和提防，以阻止我国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滋生温床。
扎基尔当然不至于要遣返印度，我国穆斯林领导对信众兄弟抱有的思虑和同情也不难理解，但扎基尔继续留在我国，无论是对穆斯林社稷抑或多元族群社会而言，将形同某种程度的威胁，驱逐出境是不二抉择，此人不宜久留大马。
反观爪夷文风波被标签为反伊斯兰，极端宗教人士甚至扬言要关闭多源流学校和恶意传播排华思想，便是最好不过的例子，独立日和大马日将即，希望各方引以为戒，切莫再陷入教派分歧、社会分裂的迷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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