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究竟是名符其实的科学抑或是意识形态，向来颇有争议。主流的学者虽然一贯致力于建构尽可能客观的理论，只是由于研究对象是人，而人又是既简单又复杂的生灵，常会随著情况不同而变，这就使许多所谓的科学：“客观”、“规律”等出现例外。
据此而论，与其称为社会科学，倒不如称为社会学科来得更为贴切，也更能避免教条主义的论断与政策主张。
以政治科学为例，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学，通常把政治现代化理解为民主化，只有有选举民主才能称为现代，至于其实践的后果如何，则另当别论。显见，这是一种价值取向而非科学，或者干脆说，这是一种人为的，广泛宣传成的信仰，其性质与宗教信仰没什么本质的差别。
推崇自由贸易
由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化与当代化经济理论，其中也有不少教条式的名为普适性的理论，可实际上也能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为了正当化某种利益，而形成的合理化信仰。当形势变化对主导或统治集团不利时，则又可能产生另一套说辞。
以自由贸易为例，本来在18世纪之前，如在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史密出版其《国富论》与英国未出现工业革命之前，偏重出口赚取外汇扶植本国产业与抑制制成品进口的重商主义，曾是英国与其他西欧国家的主要经济理论与政策；只是，随著英国在1770年代出现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增，便流行起自由贸易论。
自由贸易论也是当前主要世界经贸机构，如世贸与世银所主张的政策。它的理论基础认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因此应按照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互通有无的交易。
这种安排最符合成本效益，也可为各国带来最大的福利，提高生活水平。更何况自由贸易可扩大个人的选择或接触到新东西。总的来说，是好处多过坏处。
二次战后的英美，特别是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均很积极推动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可吊诡的是，当年最积极推动全球化的美国，今天竟然是反全球化的主要推手。这个逆全球化现象，无疑打击了当代主流经济理论，也打破了其他相关的理论，如比较优势论与收入均得化论。
不让殖民地搞工业化
本来按照自由贸易与比较优势论，也就是资本充足与技术先进的发达国专注于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而劳动力多与人力成本低的国家，应专注于技术含量与资本需求低的较一般的低增值产品与服务。
这种专业分工的结果则可能是，发达国维持其高收入地位，而落后国保持其落后状态，也继续专注于生产与出口原料或低加工产品。
当然， 低加工也等于低增值低收入，这样发达或高收入国与落后与低收入国的差距与鸿沟便得以维持。
历史地看，殖民宗主国如英国，一贯以来便是用这种比较优势理论，来合理化其殖民活动。因此，英国一贯以来，均不想在其殖民地搞工业化，以免日后成为宗主国英国的竞争对手。这也是何以，除英裔占优势的殖民地外，其他殖民地均与工业化无缘。据此，便保住了英国的先进地位和高收入。
殖民地长期只从事原料生产与出口，然后用这些出口赚取外汇来进口高增值产品，长此以往，一些殖民地不但无法现代化，反而可能出现退化趋势。因为本已存在的一些基础工业，也被进口产品打垮而消失。许多在二次战后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生活水平较独立前更差，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比较优势分工论有关。
有些国家， 如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也看到这个问题，而在1950年代后，大搞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以求摆脱这个分工结构；只是不幸的是，这个企图用本土生产取代进口的替代战略，也因政策被既得利益集团骑劫而成另一种内部殖民主义，即本国的不思进取的既得利益集团，只图赚快钱与利用钱权交易方式巩固其垄断或联合垄断地位。终而导致了19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
只是也有不少数的几个东亚经济体如日台韩中能克服这个难关，步步上升到也能生产与出口高科技高增值的产品。可这也带来另一个挑战，即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逐步打入发达国家市场，进而威胁到发达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如1980年代后日本或当前的中国。
东亚赶超工业化战略
东亚各经济体能做到这一点，主因之一在于他们不安于简单的比较优势论，而阶段性地引入赶超工业化战略。这个战略能成功，当然有许多配套因素，如重视科技立国，教育兴国，出口富国所需教育与培训，由内资主导的工业化，或国家有计划地扶持战略性产业等。
这个赶超战略快速地拉近了东亚与西方发达国间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也抑制了发达国的薪资增长与就业机会，这便是最近美中贸易冲突的根源。这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也涉及了多方面的领域。
据此，主流政经理论也应从一体适用（选举民主与自由贸易）转向置境依存。毕竟，发达国本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采用过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一体适用的所谓普遍主义，只能说是种教条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