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大马，众人皆知，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多元民族、宗教与语言的国家。这个不平等的现实，也使大马迄今依然是14个尚未签署《废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国家之一。历史地看，大马的族际、教际与语际关系，大体上可划分出几个突出的阶段性变化。
在19世纪之前，由于华人与印裔人口不多，族际关系堪称和谐。进入19世纪英殖民统治时期，族际关系则趋向复杂化。在1850-70年代，半岛的华巫关系有一个上层多元合作，下层疏离的特征。如争夺矿产而出现华巫联盟对华巫联盟的对立冲突，如发生在芙蓉、雪州与霹雳州的锡矿争夺战。在1874年英人介入后，这类华巫联盟战算是告一段落。
整体上言，从1874年到第二次大战前，欧人、马来人、华人与印裔的关系可说是既和谐又疏远的关系，彼此少来往，各有各天地，自然可相安无事；只是也有人认为，这是英人刻意搞的分而治之统治方式；我想与其说是刻意分而治之，不如说因势利导。
毕竟即便在中国，在唐宋时期，也是搞这一套治理之式，而1511年葡萄牙人统治马六甲时，也是如此。如甲必丹（侨领）制度。这种以同族人治同族人的间接统治，有其历史合理性，而不宜动不动便指责是分而治之。因为它也可能符合当时各族的意愿。
公民权语文成争议
一直到1950年代前，多数华人与印裔皆是心系母国的侨民，是把本土当谋生而非落地生根之处。易言之，这些华侨或印侨多以移民侨居者自居，而非以本土为故土。这种客居意识与侨领制是对应的，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
进入日据时期（1941-45）由于日本人对马来人与印裔采取怀柔政策，刻意扶持他们反英，而华人则因抗日卫马或抗日救国（中国）而与日军对立，便产生了不良的华巫关系。如日人用马来人当警察，而华人则是抗日军。在日军投降后，也因抗日军要清算一些曾与日军合作的人，而使巫华关系变得紧张。惟这只是短暂的异态。
二次战后到1957年独立时，华巫印关系变得日趋复杂，特别是1946年的统一马来亚（Malayan Union）事件与1948年成立马来联合邦时，定下来的马来人特殊地位课题。
在1940后期到1957年独立期间，公民权与语文课题可说是最突出的争议，其中也涉及了印侨与华侨要转型为认同所居国的质变，这也使得公民权课题变得很尖锐。绝大多数土生华人与印人已成了华人与印人的主体，他们也因土生土长与中国和印度不承认双重国籍而要积极争取平等的公民地位。
马来人特殊地位
这时期，由于华人精英多已到上山打游击，结果使受英文教育的华裔成了华社代言人，与英人与巫统展开谈判。其结果便是所谓的社会契约，即华印族可在1957年8月31日到1958年8月31日期间，申请出生地原则的公民地位，惟交换条件是，得承认马来人特殊地位、马来语为国语与官方用语及伊斯兰为联邦宗教等。其中马来人特殊地位（即联邦宪法153条文）早在1948年的马来亚联合邦协议中便已有，故仅是延用。
这就是今天这个课题成为尾大不掉的敏感课题由来。进入1960年代后，语文与公民平等与政治平等便成了主要争执，可从马来人的观点看马来人特殊地位，并没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马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就是种族与职业分工的独立前特征依然如旧。官方认为，这便是发生513事件的根本原因，经而出台了新经济政策。
进入1970年代后，除了传统的语文、教育、公民与政治权利平等课题外，经济又成了突出课题，特别是1975年出台了工业协调法令。这个政策外加上国家文化政策与教育的加速马来化，使1970-80年代的族际关系变得较前紧张，甚而出现了茅草行动。这时期华印族是感到很郁闷的，这是个苦闷的20年。
到了1990年代，由于形势比人强，老马不得不放宽严厉的文化、教育与经济政策，这才使1990年代成了大马历史上最佳的时期。在经济上也是一反1980年代初的衰退，而进入兴隆的繁荣期。其结果是国阵在1995大选中大胜。显见，积怨、积闷已久的各种怨气皆因小开放而得到释放。
可好景不常，进入21世纪后，大马在经济上又进入一个平原期或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状态。这个困境也使大马在进入21世纪后，欲振乏力，各类新旧课题又再出现；其中，伊斯兰化是个自1980年代以来便已形成，而在21世纪成为重要课题的新挑战。
政治出现新气象
在1950-70年代，伊斯兰并不是个很突出的课题，可今天伊斯兰国、伊斯兰固定刑法已成了牵动全民的大课题。所幸，自烈火莫熄以来，大马的政治也出现了新气象，如人民至上、公民社会、跨族合作与对话的活动，与良好治理，告别腐败的新议题等。经而在2018年出现了61年以来的首次变天。也因为这个变天，才使得诸如废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这类主张成为可能。虽然内阁否决这个主张，可也算是一个小突破，至少执政集团中有人敢提出这个敏感课题。
其实说起来，大马的土著不论是马来人至上的土著或是东马二等土著，多数土著普罗大众，均是善良可亲的民族，并不特别仇视他族，只要那些搞政治的人物不挑起事端，他们是可以与他族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精英们而不是普罗大众，也因为多数土著是和善的，即便当前不能实现全面平等，各族还是可以相安无事，从而渐进式地走向更文明的社会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障碍，其实不在普罗大众，而在于既得权益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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