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知，目前世界共有约230个国家与地区，其中可归类为高收入国或地区的有约60个，多为欧洲国家或欧洲裔国家，亚洲则有卡塔尔、沙地阿拉伯、汶莱、日本、韩国、新加坡、澳门、香港等。
其中，新加坡名列第10（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大马排70不算是高收入国。值得一提的是，大马是非高收入国，可住房面积远大于香港、日本、澳门等，显见高收入经济体未必比中高收入经济体更宜居。
何以在这个科技进步知识普及的较平坦的世界（Flat World）竟然只有约60个国家可归为高收入经济体，是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不少专家学者也为此提出了多种解释，如地理孤立论；文化宗教因素论；资源贫乏论；缺乏贸易论；缺乏资本外汇与储蓄论；政治体制论；缺乏法治论等等，不一而足，也各有其理据，这里笔者想特别提出人的主体性的政策选择论。
集团性利己主义
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高度发展起来固然有多种因素，是所谓的多因一果论。只是诸因素中，总有一个最突出的主因。这个主因就是人的选择。比方说日本地理位置并不优势，也非东西交通的要道，可却较处东亚交通要道的大马更为发达进步；历史地看，早在1860年代，日本便有意识地大提现代化，甚至提出脱亚入欧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的政策走向；也据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
同理，台韩新等能升级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也是有意识地政策选择结果。当然政策选择是人为的，是一国一地区的政治或掌权精英有远见，有使命感，有大我精神致成的，而所谓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也可能是种民族的集团性利己主义（Group Egoism）。这个集团性利己主义也可能产生目的（如国富民强）合理化手段的制度与政策。
以日台韩新为例，何以他们能在缺乏自然资源或地理优势的条件下，成功升级为高收入经济体的主因之一，其原因在于，他们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牺牲一代人的享受来成就日后的宏愿。即目的合理化手段，如日台韩曾实施过强制性土地改革与强制性金融压制政策，也就是为了积累资本来投资，而抑制消费，以便促进出口与产业升级。
新国强制性储蓄
他们的制成品如汽车、电器产品能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便是因为领导精英层曾强制国民“先苦后甜”的成果。美国在1860年代，甚至不惜为了搞保护主义型工业化而发动内战（表面理由则是为了解放黑奴，深层理由实为北方工商业集团要牺牲南方农业集团的利益，而逼得南方诸邦造反）。
同理，当代的中国与新加坡也有计划地实施强制性储蓄与抑制消费的发展政策，以便提高国民储蓄，进而有积累资本搞投资与促进出口与产业升级。比方说，新加坡是个高收入国，按理说，其经济增长动力应来自内需，也就是类似当前美国式的消费驱动型增强，可在新加坡消费竟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8％，其中居民消费占38％，公共消费占10％。这个百分比甚至比大马的65％还低；显见尽管已是高收入国，新加坡还是大搞金融抑制型的强制性储蓄，加高提拨（Contribution）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这是个反民粹的政策。
在中国， 消费在GDP占比也只有约50％ ， 显见还是个较偏重投资（占46％）与出口的赶超型现代化（Catch up Modernization）的国家。中国的增值税（即本国的消费税）竟高达17％，远高于大马之前的6％，以至有人说中国是个国富民穷的高速增长国。当然这个高投资低消费也致成了产能过剩与导致美国反弹。
民粹政策导致倒退
这里要点出的是，要实现高速现代化需要有权威甚至权威型的有使命感与远见的掌权精英来领导，以便在进入更高阶段后，才阶段性地调整（如日台韩）或旧态依然（如新加坡）。
除了历经几百年现代化进程的欧洲外，大体上想要在短期内实现高速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皆走短期主义的民粹主义路线，而无法实现高速现代化。不少国家甚至出现倒退，如巴西与阿根廷虽早在1820年代便取得政治独立，可迄今依然进不了发达国行列，阿根廷更因在第二次战后大搞只求讨好而不求好的民粹政策，而从富裕倒退为中等收入国，且常出现经济危机。许多南美洲国家也是一样。
至于大马，早在1971年新经济政策出台后，便大搞种族本位的威权型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也因为是种族本位而非全民本位，结果是失了产业升级的良机。如今已卡在中等收入国陷阱20年之久，且各类问题日趋严重。
近年来则出现了从种族本位走向阶级本位的民粹化路线，只是由于性质上重分配多过生产，重公平多过效率，尚背负著庞大公务员与退休金重担，可以预见，只能硬著头皮走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由于尚未走完现代化与工业化的高度化层次便已转向内需驱动，而市场容量又不大，在这种条件下，产业升级倍加困难。我想大马在经济上有可能出现南美洲似的趋势，包括公务员福利多效率低的巴西化与希腊化现象，但愿这是一个失准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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