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高龄的郭鹤年并非不甘寂寞，出版了《郭鹤年回忆录》，为历史见证，难能可贵。尽管谈不上石破天惊，但也确实在社会激起不小的激荡与回响，一些观察或许是马来西亚本来“老掉牙”的问题，社会今天有感受、有讨论、有关注，是因为郭鹤年是受人尊敬的名人，是马来西亚首富，这个光环使他的声音成了“非一般”。
名人的历史传记，一向可读性高，在他们波涛起伏的人生轨迹里，通常有许多外人无法知晓的秘辛，人与事永远是传记的中心。社会热衷“偷窥”名人背后的故事，就因为其中隐藏著许多不为人知的看点与热点，中国上层结构政治领袖之间的权斗故事及传记能够在香港热卖，就是人性的写照。
揭露大马人心结
许多企业家的成功故事，尽管各有精彩，但涉及到商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如果与政治脱节，多不会给后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唯有在他们成长的奋斗历程中牵扯到国家政策、体制、种族、文化等才会让后人一探历史中的光明或黑暗、善良或邪恶、美好或丑陋。
郭鹤年的回忆录，从报章节录的部分精彩内容，注定是一本具有历史性，可读性甚至是具有批判性的回忆录，特别其中点出了政商的矛盾与族群的纠结，也揭露马来西亚人心中永恒的心结。
马来西亚华、巫、印三大种族，其错综复杂的种族关系，表面的和谐，却不能否认彼此存在一定的紧张与压抑。华裔善于经商是个事实，郭鹤年直言，若当年国家领袖善用华裔力量，华裔极可能将掌握国家的90至95%财富，但他认为这对大马经济是好事，对国家却是坏事。其中的玄机就是“世事难两全”。国家财富的有效分配要合理、要平衡，但这个杠杆原理一旦失效，也将注定财富的外流，企业家宁可外逃去寻找其更适当的经商土地。
应公平分配财富
当巫裔族群通过政治力量没有节制的强行分配财富与利益，一旦形成常态，肯定是有碍国家发展的。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使企业无法任人唯“贤”，只有任人唯“族”，这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我们同意，为了取得社会的平衡发展，财富的公平分配是必要的，但如果无止境的需索，就会形成一个族群惰性的养成，好逸恶劳，不求生产。
当挂上族群就可以轻易把利益归为己有，注定要在错误的惯养中，败坏体制。郭在回忆中指出大马国际船务公司（MISC）的辛酸，令人感受深刻。当您赚钱时，本来无功不受禄者，却可坐享其成，如果就如已故前首相敦拉萨所说的：这是成功的代价。这句话充满讽刺意味。
郭鹤年举例说，为了达到公司30%土著股权的规定，第一次达到后，由于无视马来人拿到股权后把股权卖掉的事实，竟然可以要求第二次同样的股权规定。这不仅有悖“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违反正常经济的管理哲学。马来人需要枴杖，从独立到今天，或许没有错。问题只是什么时候马来人可以不再需要枴杖，能进入公平的竞争？
1969年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后，政府在1970年推行新经济政策扶持马来人，目的在化解马来人与华人的经济与社会鸿沟，但扶持的结果是导致马来人面对竞争时更“强大”，还是更“倒退”？巫青团团长凯里曾呼吁马来人不要希望继续保持固打制，而应该为争取自己真正的成就而努力，接受任人唯贤的竞争。
前首相署部长拿督再益依布拉欣也认为，马来人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取得进步和成功的，并不需获得那些歧视其他族群的法令的保护和援助。问题是占人口比例最大的马来人是否已准备好了？
郭在《回忆录》中形容华人为“地球上最惊人的经济蚂蚁”，并且有无与伦比的经商管理能力。他认为华人对东南亚贡献巨大，这些来自中国的无名英雄到东南亚不仅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也乐于“吃苦”。他指“那些迁徙和开辟丛林的华人，种植橡胶、开辟锡矿、经营小商店。他们担负了这些任务，创造新的经济。”
通过选举表态
郭鹤年的书已在马来西亚问市，马来西亚人议论最多的或许就是揭露种族与经济长期的矛盾与纠结。
30多年前的《1985年华团宣言》早已表态：大马华人社会对种族极化的严重性深感不安，我们认为这主要是政府的“土著利益至上”的一些政策及行政偏差所造成的，它们侵蚀及剥夺了其他种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及教育领域的基本平等权利。
马来西亚走不出种族的藩篱，不是华小问题、无关独中教育、也少拿统考说三道四，政治人物如果继续相信他们必须走民粹的种族路线才能“骗取”支持，我们的种族问题只会越演越烈。
《郭鹤年回忆录》唤起我们的回忆，在回忆中我们是奋勇求变还是默默承受，我们是宁鸣而死还是自怨自艾。选民能表态的最佳场合或许就是通过选举。大选前推出非一般的《郭鹤年回忆录》，对马来西亚政坛是否将会激起一股反思的千层浪，以至于影响选情，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