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多数大马华人来说,伊斯兰似乎是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宗教,不少人甚至对伊斯兰有抵触感,这倒是耐人寻思的现象。

在大马,华人与马来人在日常生活,工作场所多有接触,可有趣的是,彼此也似乎是熟悉的陌生人,相知不多。之所以,应与伊斯兰的各类禁忌,如饮食禁忌,政治因素,以及大马的公共政策有关。其结果之一则是,尽管伊斯兰在大马享有一尊的独尊地位,可改信伊斯兰的华人,反而比不上基督教。如在2010年的人口调查资料显示,华裔中仅有约1%为穆斯林,而信奉基督教的反而有9.5%,比全国平均的9.2还高。

同理,印裔中,虽有84%信兴都教,可也个别有4.1%与7.8%信伊斯兰与基督教。相较之下,印裔信奉伊斯兰的比率高过华人。资料显示,华人虽有高达76%信佛教,不过多数应是挂名佛教徒,而非正统的佛教徒,也就是随口说是佛教徒,可未必真的达到知、信、行、诚的地步。

大马政治影响宗教

据知,在印尼,有很大部份印尼人也是挂名穆斯林(Abangan),而未必是知,信、行、诚的穆斯林。这里也涉及了一个综摄性(Syncretic)信仰的事宜。此外,印尼华人中,信伊斯兰的人数似乎也不多,一般认为,大约只有约1%,不会超过2%。

按可兰经,信基督教的女性,若与男性穆斯林结婚,是可以不必改教的,因为犹太教徒及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一样同是有天经的成员(AhliAl-Kitab)。只是,在大马基于政治考虑,凡是与穆斯林结婚者,必得改信伊斯兰,否则不能注册成夫妻,这也算得上是大马特色的伊斯兰。在印尼,条件则宽松得多。

尽管,在马、新、印尼、菲律宾等国信奉伊斯兰的华裔可能加起来也不会超过40万人,可在中国,倒有约1000万的回族,就是说汉语,用汉姓的穆斯林,也有人称之为汉回,即汉族穆斯林,他们也如同泰国、大马、印尼的华裔穆斯林一样,有其伊斯兰协会。在印尼、大马、泰国这些协会个别称为印尼中华穆斯林协会(PITI),大马华人穆斯林协会与泰国中华穆斯林协会(TCMA)。泰国的华裔穆斯林主要是在1860年代,从中国西南部迁到泰北或缅甸北部的起义失败难民。

大马华人在谈及中国的穆斯林时,通常只会联想到维吾尔族;其实,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有10个是信奉伊斯兰的;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回族(约1000万余),而维吾尔族只占第二位(约800多万人)。中国的回族(回回民族的简称),历史悠久,早在唐朝(约7世纪)时,便已有穆斯林到中国,在唐、宋这两代的好几百年间,中国的大都市如长安(今称西安)与东南沿海一带的几个通商港口,如广州、扬州、泉州便已有数以万计的外商,如中东人、波斯人、犹太人等。这些多从海路到中国的外国人,多为从事国际贸易,经营珠宝、药材、香料等的外商,许多是富裕的通商少数民族(TradingMinorities)(这用语本是用来指东南亚华人的术语)。

只是,如同早期华人下南洋一样,因是单身男性,久居中国后,便与中国女性通婚,其子女多称为土生番客(情况应与华人峇峇Baba或印度裔Ceti一样)。他们也多与东南亚华人一样多数是聚族而居,其居处称为番坊。中国政府也设有番长司管理这些外人,其领袖则称为番长,这种制度设计令人联想到葡萄牙人、荷兰人与英殖民政府的甲必丹制度。伸言之,以番治(制)番或以华治(制)华这种制度设计,可说古已有之,本非葡萄牙人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的出发点,应是因势利导,因利就便多过分而治之的考虑。

在蒙古统治中国时(13世纪),蒙古人还大量利用中亚人(色目人)当兵、当工匠,甚至当官(如郑和的父辈),以至元朝时有回回满天下之说,也就是,回族已是遍地开花,开枝散叶,不再限于大城市,而是连乡区、农村也普遍看到回族。

到了明朝,也就是朱元璋反元复汉成功后,这些遗留在中国的回民回族,才被逼汉化。明朝初期,实行禁胡服、胡语、胡姓,甚至是禁本类本族自相嫁娶,这些强制同化政策,逼使回民改名改姓,及加速与汉人的通婚。由于汉族人口庞大,汉化是他们必经之路;惟明朝并没逼他们改教(实则朱元璋的发妻也是回族),这使得他们可以在保教的条件下汉化,形成了特殊的汉化回族。

这个汉化政策也使人联想到20世纪初期,泰国的强制同化政策,使华人、南部马来人,泰化与泰名化。1965-1998年的印尼,也采用同样政策。有趣的是,许多回民虽用了汉名汉姓,可依然聚族而居,且多围绕著清真寺聚居,还在清真寺进行经堂或寺院教育,保留了宗教上的知、信、行、诚的条件。

观念在作怪

这个基本上在明朝时形成与巩固的回族社群,也在这时期转用汉语学经文教理,还出了不少高水平的汉语回族著作;当然,由于已汉化,其信仰也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儒化或附儒现象,如理论上,伊斯兰应是提倡只忠于真主的一元忠诚观,而这些回儒,则提出既忠于真主,也忠于君主的二元忠诚观。在当代,穆斯林也普遍面对这个一元对二元的忠诚两难选择,如宗教与国家民族,谁先谁后?伸言之,当代的政治伊斯兰也面对一个教群共同体(Ummah)对民族国家的二元忠诚选择,也就是信徒对公民的选择困境。

在朱元璋回复唐化、汉化下改名改姓的回民,终而出现两个名字,一个是经名(教名),另一个则是汉姓汉名,而汉姓中,又有“十个回回九个马”的倾向,即选择姓马的特别多。马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本名,而穆斯林则有选用阿拉别称与知名人物名字的习惯,以至同名者特别多。

其他如浦、丁,则是采用Abu、Nordin等经名的尼音为姓,有者则以首音为姓如(Said)赛。印度泰米尔人也有类似倾向,如用湿婆(Shiva)、罗摩(Rama)等,这与中国人的为尊者讳或亲者讳的避忌刚好相反,可见这都是观念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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