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体制才是最理想的，是自古以来，便颇有争议的课题。就现阶段而言，由于近几百年来，西方国家支配了世界，源自西方的那套思想与制度，自也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成了全球标准。
在1990年代苏联与东欧国家变天后，以欧美为标准的思想与制度，更成了无敌手的模式；只是，深入地看，欧美间实也存在著不少的差异，以民主选举为例，美式的马拉松式的选举，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间接选出总统）、两大党制（尽管美国人口有3亿多）、星期二投票（无假期）、低投票率（以至有人说是1/4民主，即投票率通常是约50多%，且赢家也多是赢得不多，故名25%民主）。
另外，就社会经济面言，也有人认为美国是较资本主义，而西北欧则较具社会主义色彩。约言之，欧风与美雨也是有差异的。
尽管如此，西方的思想与制度，依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全球标准。所谓现代化，也多指追求实现这些西式标准；只是，这些标准也不乏出现批评者，特别是自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及较后欧洲发生债务危机后，批评者更是如雨后春笋，如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Posner）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2010）或英国经济学家马丁沃夫（Martin Wolf）的《转移与震撼》（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2015）等。
民众主义令人深思
与此同时，新加坡、中国等政经模式，则日渐受到注目，而不再像往昔那样，一边倒地扬欧美，抑中新。当前欧美出现的民众主义（Populist）现象，更令人深思，欧美模式没想像中那么美好，而中新模式也没想像中那么坏。在这种背景下，也出现了一些表扬中新、贬欧美的看法，如贝淡宁（Danial Bell）的中国模式（China Model）一书（2015，这里的模式是指政治而非经济模式），趋势大师奈思比（Naisbitt）的纵向民主论（Vertical Democracy），张维为的文明国家论或王绍光的《中国政道》与《中国治道》二书（2016，中华书局）等。
根据王绍光的说法，西方政治思想偏向唯政体论，而中国自古以来是偏向政道论。政体（Form of Government）认为，政治或政府形式决定一国的好坏与兴衰，它偏重政治秩序的形式，而政道（Dao of Government）则著重政治秩序的实质。西式政体思维或政体决定论，讲究形式上的主权在民、多党竞争、利益集团政治、多数决原则、手段是乎符合程序等形式主义而不论其后果。
政道则著重实质效果，如儒家的政道是，治道著重民本，即贵民思想，治术则著重德治或礼治；法家则是偏向贵君与法治；墨家著重兼受与贤治；道家著重自己（贵己）与道治。
伸言之，中国的政道是由治之道与治之术组合而成；其中，治之道是理念、原则；治之术是方式、手段。理论上，儒家的治道（即贵民）与治术（即礼治）是主流；只是，在实践中，也可能是外儒内法。
可避免过度腐化
就当前的实践言，胡鞍钢认为，中国现行模式是轮任式集体领导制，轮任如五年一任或十年二任，可避免过度的腐化与老化，而集体领导则可发挥集体讨论、集体调查、集体决策、集体负责的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的集体智慧优势，也可避免个人专权，可说是种“集体总统制”。理论上，这应是比个人总统制优越的制度安排。
对赶著要发展，实现国富民强，无暇浪费时间，要只争朝夕的赶超型国家（Catchup）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捉老鼠的务实角度出发，这种著重政道而非政体、选拔贤能而非全民选举的轮任型集体领导制，应是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当然，它能走多远，就由时间来证明，至少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与制度创新，也不必急著下定论。毕竟，现行的西式民主也只有百多年历史，也正在经受著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