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翁悬壶，也许无关济世。“531华教救亡大集会”的宣传起初飞驰于脸书，唯没有提及主办单位，几天后董总主席叶新田主持雪隆华校董联会会员代表大会时，公开呼吁各界爱护华教人士参与。这场集会，就在董总纠纷闹哄哄之际，急急走台面。这不寻常的动员，及对集会病毒式的推销，使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究竟大集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场集会名为“阳光行动”，号称是“天使与魔鬼”的斗争，乃黑白分明，是拯救华教灭亡危机的大集会，要抗议政党操控董总，而且特别强调草根的力量：“此次集合不反政府，不支持依靠任何政党，与在朝在野的任何政党无关”、“我们同样与任何社团和机构无关”、“我们是真正觉醒的草根”。如果在没有任何隐蔽的目的之下，强调草根是无可厚非的，但那些宣言深思下去就有点问题了。大会声言“不反政府”，可是反的是教育大蓝图、要求关中批文；“与任何政党无关”，却“抗议政党操控董总”；“与社团机构无关”，主导的是董总领导。可见目标模糊不明确。集会更特意凸显二元对立，那么，谁是“天使”？谁是“魔鬼”？谁黑？谁白？
天后宫在华教运动里有个特殊的意义，当年许多华教先贤被逮捕，事关1987年间，华社为反对政府派遣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小行政高职的不合理措施，由马华、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和民间团体联办了抗议大会，是次抗议大会就在吉隆坡天后宫举行。
虽然无意扩大531区区举办地点的效用，但不免让人与1987年那场华社空前团结、悲壮的抗议大会产生条件反射的联想。阳光行动是要对应那黑暗的一天，唤起大家的悲情记忆吗？只是，同途未必同归。一个集会的魔鬼非常明确，团结一致，枪口向外；另一个集会，把内部二元化，在群众面前反驳所谓“造反派”的立场、自圆其说，却忽略当权者对议题的责任，反而以当权者的模式去思维。
目标模糊，针对性失焦，使得原本看起来是代表草根的集会，实际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
某些人通过议题的炒作、放大或者捏造危机，支配神经敏感的大众，唤起一次次关于民族、关于华教的焦虑、耻辱和悲情记忆的刺激。于是爱护华教的普罗大众在某些人刻意营造的氛围中，开始了义愤填膺的歇斯底里。
抗议大会变假象
即便危机和悲情原本只是总会领导自己的私情，跟民族情、华教心毫无关联，可是通过把自己的问题与议题捆绑，领导的危机和悲情就等同于整个华社的危机和悲情，最终成了共同经历和承担的假象。
换言之，所谓抗议大会，不过是一些人刻意营造的假象，尤其是对不堪了解真相的局外热爱华教民众。这是种伪化的民粹动员，经由精心预谋，操弄民众情绪、意识形态，让民众不论是非，误当“救董总主席等同于救华教”，是彻头彻尾的造势运动。华教现有的成果是历代先贤用时间和生命抗争回来的，华教历史上从来是先有敌人才有英雄。近十年随著全球和国内气候的变化，华教相对而言处于比较有利的状态，可惜近年的董总领导，与外部的敌人关系妥协暧昧，在想成为英雄就必须先有敌人之下，唯有激化内部分裂，成就自己。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民粹运动的大爆发，毛泽东说过，要防右，也要防左，最重要是防左。董总主席集团，把自己和原本对立的双方（华教的敌人和华教的守护者）都对立起来，这种内外对立不就是为了巩固自己。他们放大和扭曲爱华教主义，实质是一种以讹诈乃至绑架民意为自己的利益换取筹码的游戏，这种利用悲情与激化对立达到同仇敌忾效果的操控伎俩，是老左、前社阵或劳工党人拾共产党牙慧，惯用的方式和作风。叶邹其后的人的用心不言自明。现在某些人正需要悲情的继起，因为他们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
分化华社力量
消费悲情、消耗前人努力的成果、辜负先贤的牺牲，对华教运动极其不尊重，已经是严重的过失。70年代独中复兴时期喊过这样的口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有基层的动员和大型的集会从来都是为华教抗争使命而来。如今领头的董总，因为领导集团为了巩固自己势力，制造对立，激化分裂，这种撕裂华社的团结、分化华社的力量，才是最为严重的后果。“531华教救亡大集会”称不上是一场标志性的重要集会，小处且看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扭曲和破坏了原本对华教运动而言属善资源的基层动员和网络支援，大处更是领导层的自私导向具体化的操作和证据，开了华教运动最坏的先例。
华教运动是普罗大众一起参与的，是团队的努力，也有民主赋权的意义，现在草根和专业精英，老、中、青，甚至赋权予董总主席，彼此的默契不再，信任也崩溃了。对内对外都须要重新振作，这才是最大的祸害。冷战结束，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华教运动若故步自封，领导若刚愎自用，不是不进则退，而是彻底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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