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英国曾是19世纪的世界霸主,美国也是20世纪的霸主,外加上英语的影响力,世人在论及世事时,总倾向于以英美为准。不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价值、娱乐等,都言必及英美。
其实,英美模式未必就是最佳模式,北欧与德国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今年的《经济学人》便有一期专论北欧,称北欧为可能是当世治理得最好的地区。不久前,我国第二财长,也曾在一个基调演说中,拿大马与北欧比较。实则,自成一格的德国,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德国不但是欧洲的第一经济强国,也是世界排名前几名的大出口国与贸易盈余国,其产品的增值度,也远高于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德国模式通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Social Market Economy)。这是个较能处理的自由对平等,生产对分配;放任对干预;短期对长期;公平对效率的矛盾的国家。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很意外,早在二次战后初期,德国便走上了有异于英美、法国(指导型经济)、北欧(高税收、高福利)的有纪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路线。
这种有别于俄罗斯计划经济,也有别于自由放任或凯因斯型干预的体制,也称为竞争秩序,是种以保障自由竞争为主旨的竞争秩序,把政府角色定位为有效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裁判(Reference),而非指手划脚的教练(Coach)或进入赛场的球员(Player)。
企业员工同舟共济
据此,便可以避免2个不可欲的局面;一面是自由市场易产生的垄断或激烈的经济波动;另一面为中央计划经济易产生的经济集权,及由此产生的极权,进而危及了个人的政治与经济自由。竞争秩序则可实现自由对与秩序的平衡,让个人或企业在有序的条件下,展开自由竞争,激发创意,创造繁荣。在这种秩序下,政府不但有效抑制企业垄断,也抑制其他社会集团,如工会或任何利益集团,对某类活动的垄断。政府不但常协调企业与工会间的矛盾,也出台一些有助劳资共同决策(Co-Determination)的立法,让企业与员工,能在同舟共济,而非同舟共挤的条件下,相互对话。用目前流行的术语,可称之为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
反之,英美所流行的,则是种股东利益至上的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这一类资本主义,通常较注重短期利润,把员工视为商品而非人,更不注重社会责任。更甚的是,其唯利是图易把他们导向追求快速致富与虚业,而非实业,终而引发金融、经济与政治危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竞争秩序下,国家的职能包括:制定保障产权的法律;反对无序的自由放任与一切垄断;保障个人与企业的自由经营权;职业选择权、自由消费权、自由定价权以便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地尽其利的最佳资源配置;扮演好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角色,如医疗、教育、培训、社会保险等。
同样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德国是个对大规模福利有所节制的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国,而非高福利国;它走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路线。也因此,德国并无最低薪资制,可其薪资水平却名列世界前列。有趣的是,新加坡虽也无最低薪资制,可其薪资却是东南亚最高。
或许可说,德国人著重从实际出发,不盲从潮流,著重治本而非治标之道,如特别重视技术与职业教育,也敢花大钱于研发,用创新、进取心、持续的生产力提升等,来实质地维系其高薪资水平。
从市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德国较像个统合主义(Corporatist)的国家。政府扮演超阶级的角色,较能从全民利益的角度看问题,也常协调政府、企业与工会间的关系,以便各方能在集团性自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它不像美国那样放任企业,也不像法国那样国家主义。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德国的国家收支、社会支出、收入不均等,也介于美国与北欧之间。这种自成一格的模式,为世人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模式,也有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作用。更提醒世人,英美模式仅是众多选择中的一项,不必凡事皆以英美为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