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记得大学二年级第一天上“文学概论”，老师在投影幕上投映出的一张黑白照片：1940年英国一间被纳粹德国轰炸得破败不堪的书店，横梁碎石倒下，散落书店四处，废墟一般，只有贴著墙的那几个书柜奇迹般完好无损地矗立原处。几位英国绅士站在废墟之中，凝视著书柜上成排成列的书，似乎想要从里面挑出战火中幸存的灵魂来。战火的残败中，那张照片竟意外流泻一丝宁静和祥，给我极大的震撼。
后来，友人告知我新加坡“草根书室”经营艰难，面临转手或关闭的命运，使我想起那张照片，两相对照，充满戏谑性的矛盾与悲哀：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还有人蛰伏书店，寻找未曾凋零的名字和语言；而先进国如新加坡，在华人人口占全国近70%的情况下，竟养不起一间小小书店。
书室创办人、诗人、作家英培安先生近期在接受《中国报》（11月4日）专访时，就苦笑著说：“我在做一个新加坡人不需要的东西。”
中文书市在新加坡难以立足似乎是容易理解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早在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急急贯彻英语政策。时至今日，“英语”成为大部分新加坡华人的“母语”，中文沦落成为为因应市场、社交需求的“外来语”——因此，中文书市被压缩，似乎“理所当然”。
然而，在11月4日英培安的专访中，他也点出以其他语言为主流的书店（如叶壹堂（Page One）、美国大型连锁书店博德斯（Borders））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撤出新加坡。不仅如此，其他城市如吉隆坡、马六甲，甚至文化风气强盛如台北等地，书店的经营也极为艰难，频频传出“倒闭”、“转手”的声音。一些书店认清现实，还必须采取“复合式”经营，卖书以外还要售卖老旧影集、唱片，或与咖啡馆结合、举办活动，才能勉强撑起一屋子的理想，可见书店经营的困难，不仅仅是关乎“语言”那么简单。
我在台湾念大学的这些日子里，就听见许多教授感慨“学生不爱读书”这现象。“不读书”不是平日不温书、不念书，相反的，学生们在期中、期末考试依然拼了老命在准备。然而，他们手持的是一张张点列式讲义，或电脑PPT（Power Point）列印资料——书本的踪影少之又少，偶尔几个好学学生拿著厚厚一叠书，还要被同学惊讶地赞赏：“哇，你在读书啊！”——读书人成为了异类。
葛睿夫顿（Anthony Grafton）在《书本的危机》中就这般描述：“现今就算在纳迪廷古（Natitingou）用速度慢的电脑，也可查到比当年更多、更好的网上资源。随著电力能源伸入越来越小的城市，网络咖啡店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小镇也越来越多。”正因为如此，书籍在现今社会的功用是被剥削的：在社会急剧变迁之下，有太多、太多的资讯媒体、便捷形式可以取代书本了。
当英培安先生说：“我在做一个新加坡人不需要的东西”，实际上，世间的许多角落、有许多的人，也正在做一个“世人所不需要的东西”——这么说来，我有点悲观，亦有点心酸。可我由衷钦佩这样的人，他们像古堡里守著烛光的护卫，在等著一个时代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