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晚年80多岁高龄时依然处于高度密集的社会活动事务中，也被委以重要职务和职责，这其中必然有其主动积极一面，背后的原因是他的使命感和“天命”意识。如杨进发教授的论文中所述，“陈嘉庚于1950年5月离开新加坡，1961年8月在北京逝世，他在新中国居住了十一年。此段期间，他的主要贡献涉及国际关系、国内事务、华侨事务与福建省的教育、经济事务。”
“一代伟人，紧随时代变革的步伐，从“不畏惧失败”的儒商、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信徒、“南侨爱国无党派”的政治“门外汉”到振兴中华的建国者的奋斗历程。”（来源：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创业与护根，作者：杨进发）
不满中共极左路线
陈嘉庚是主动放弃自己英籍民身份的。并且他也非常清楚，他的政治立场和个人行动，当时的英殖民地政府明确表示“不欢迎”，这在杨进发教授在大英博物馆搜索旧档案文件中已经表明得很清楚。
换言之，陈嘉庚先生明确知道他是不可能再回到新加坡的。并且，他也不会视回返中国大陆以及重返新加坡为儿戏，不可能把自己在大陆政治体系中的任职视为儿戏。有关他的“重返”想法是不可能的，但与此同时，他对于中共当年的极左路线和做法的不满也是肯定的。这两点并不相悖，可以并存。至于他想去新加坡看望家人朋友，走走看看，这将另当别论，毕竟他的家人大多在新加坡。
紧系海外华侨华人
相反，陈共存先生的观点中指出陈嘉庚“如果不是有海外三千万华侨的背景，陈嘉庚的下场可能跟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下场相差无几。”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和观点，陈嘉庚先生当年回返中国大陆，并在晚年11年时间，积极参与各项新中国建设事务，他主动要求到中国各地视察，了解较为全面和现实第一手资料，对于家乡建设、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扩大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尤其是在1959年创办建设华侨博物馆，等等。他以个人行动时刻提醒中国社会一个广大的海外华人社会的存在。
纵观这一百多年历史变迁，无论是从满清政府、孙中山领导同盟会、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执政、改革开放等延续的时间脉络中，海外华人社会始终在中国危难之际给予最具体、最现实、最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社会今天的发展进步不能忘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支持和情感维系，就是海外华侨华人，但是侨民时代已经终结，海外华人社会与中国大陆虽然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国家认同等意识形态领域早已相去甚远，这是很多中国大陆，包括海外华人社会所不被深入体会的事实。而陈嘉庚先生其实是以一介布衣，成为侨民时代总代表，为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历史上留下永远纪念，他因此是海外华人历史上永远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