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中国厦门陈嘉庚纪念馆一楼会议厅，作为庆祝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100周年庆典活动之一的陈嘉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举行。
研讨会由福建省侨联、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厦门市海外联谊会以及厦门市侨联、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集美学校委员会主办和协办，陈嘉庚纪念馆承办。陆续收集超过40多篇论文，从中遴选并汇编成册，邀请其中九位作为现场发言。而给现场听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未经彩排的”两位学界前辈颇具挑战性的现场学术对话。
按照研讨会流程，来自中国北京，多年从事中国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研究的专家北京大学周南京教授，作为第四位发言人上台发言。已经80岁精神矍铄的周教授开场就说今天他要“发表反动言论了”，引起台下一阵哗然。
事缘2003年出版的，由陈嘉庚侄儿，陈敬贤的公子陈共存先生口授，厦门作家洪永宏编撰的《陈嘉庚新传》一书（以下简称“新传”）。他在三年后即2006年才阅读到此书。经过反复阅读，反复思考，犹豫很久，感到很难发表看法。但最终他还是以书评方式写下了关于此书的观后感。
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写道，“总的印象是：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关于陈嘉庚评传的不可多得的好书。其特点是：解放思想、资料翔实，实事求是，科学客观，冲破禁区，立论公允，颇具启发性。”
时代的悲剧人物
他在评论文章中引用了陈共存在“新传”《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基本观点并“深表赞同”。“50年代从土改开始的种种政治运动，在执行上的偏差，极左的行动，都给陈嘉庚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不是有海外三千万华侨的背景，陈嘉庚的下场可能跟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下场相差无几。陈嘉庚晚年内心的反感和痛心，国内作者既不敢实话实说，更不敢撰写文章。”“先伯父陈嘉庚虽是大家公认的伟大人物，却也是时代的悲剧人物。今日的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科学技术长足进步，载人航天飞机的成功而且安全准确在指定目的地著陆，显示出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先伯父如能亲眼目睹今日中国之富强，必定欣喜万分。可惜他在晚年所看到的，尽是一些奇形怪状不合常理的政治运动，竟无能反对，以致郁郁而终。”
思想本质难以掌握
周南京教授对于书中提出，“陈嘉庚晚年对中国奇形怪状的政治运动极度反感和痛心，他甚至打算重新返回新加坡，只是由于未获英国殖民地当局同意而作罢。”的观点非常重视，认为“发前人所未发，是该书的最亮点或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最引起争论的论点。”
当天研讨会现场可以说是关于这个观点的现场讨论。周南京教授说，他在研讨会当天早上看到由华侨博物院主办的《陈嘉庚生平若干事实求证座谈会纪要》。虽然这份会谈纪要并非针对他的读后感，但对照看起来，却是非常值得商榷和引发争议的。《纪要》也指出，陈嘉庚当年想离开大陆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他指出，人们普遍有三种观点和态度，一者断然否定陈嘉庚曾经流露离开中国大陆返回新加坡的想法，一种是采取规避态度，默不做声或不置可否。另一种是遵循事实求是精神和勇于探求真理的态度。周南京表示，他曾游弋于三者之间，但经过反复阅读和认真思考，他对于上述“回归论”持肯定看法。
周南京教授在研讨会现场公开表示，不同意座谈会纪要观点，“因为陈嘉庚的思想状况是复杂的和不断改变的，要掌握思想本质是困难。”
原因和理由有三点，一是陈嘉庚思想会发生变化是很有可能的。他曾经追随国民党，后转而拥护共产党，但在50年代对于中共的一些政策他是反对的，比如说抗美援朝、外蒙古独立、盲目崇拜苏联等等。
第二，陈嘉庚有回国也有出国的自由，“陈嘉庚虽然是华侨领袖，也具有一般归国华侨的共性，即自由迁徙移民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之后30万归侨倒流香港，离开中国，他们依然是爱国者，但是“流泪的爱国者”。那么陈嘉庚想离开中国也是可能的。
第三，周南京反复强调，作为历史工作者要实事求是，不应该随波逐流，要深入探讨陈嘉庚的思想动态，敢于讲真话。周南京也回忆说，20年前他曾与陈共存在北京有过见面交谈。印象中的陈共存是一个正派的企业家，他认为，作为陈嘉庚的侄儿是不可能“造谣”的。
最后周南京指出，陈嘉庚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敢于提出批评。人们不仅要学习陈嘉庚的爱国爱乡，倾家兴学精神，也要学习陈嘉庚直接了当的坦率作风。
实事求是的精神
周南京的发言令会场议论纷纷，出乎意料的“引爆”令现场气氛十分活跃。接下来上台的正是被点名的，参与华侨博物院主编《陈嘉庚生平若干事实求证座谈会纪要》的黄猷教授。黄猷曾任福建省侨办副主任、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也是华人华侨问题研究专家。
黄猷教授因为年事已高，被人搀扶上台，他幽默地说道，周南京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到底是讲我的论文？还是回应他刚才的言论？我的言论收录在论文集中，大家之后可以看，“既然周南京打上门来”，我还是
回应他的谈话吧。他首先解释，博物院的开会不是针对周南京的文章，也不知道周南京有这样的文章发表，会议在10月16日召开，大家也没看过周文；第二点，他也非常赞成周南京的话，即历史工作者要有实事求是精神。不过“新传”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出版经过本身是有一些原因的。
根据黄猷教授的阐述，作为陈嘉庚的胞弟，密切合作的陈敬贤其实对陈嘉庚是有不满的，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黄猷举出其中两例，陈敬贤是当年陈嘉庚公司财产共有人，陈嘉庚曾要求陈敬贤将其拥有股权做抵押，但事先并没有与陈敬贤商量，而是由林文庆直接带领陈敬贤到鼓浪屿英国领事馆签字，令陈敬贤非常不满，问为何不商量好，而直接由外人带去签字。这段往事是陈共存告诉黄猷的。
第二，陈敬贤夫人王碧莲在陈敬贤过世后，在厦门地方法院因家庭财产纠纷起诉陈嘉庚。这也是事实，是家庭内部矛盾，因此这也构成“新传”这本书诞生的内部原因，陈共存一直想提高陈敬贤的历史地位，书中有意指陈嘉庚冒领陈敬贤的历史功绩。
陈嘉庚相信命运
黄猷教授认为，陈嘉庚的历史观中有宿命论因素并伴随一生，他曾经听算命先生说他将于1955年某月某日会死，因此曾有想法于1954年到新加坡看望家人朋友等。这与周南京以及陈共存所说，对中共感到失望，想重返新加坡是不一样的。并且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刚开始，极左危险还没有全面发生，以当时情况陈嘉庚还不至于反对中共，决定出走。
黄猷在现场演讲以及他的一篇《走进陈嘉庚——历史观中的宿命论因素对陈嘉庚人格形成的作用》一文都提出一些重要观点认为，陈嘉庚相信命运，有宿命论观点，但是，“他对人类社会前途光明不因环境影响而动摇。这种历史观既不是儒家从大同到小康到乱世这样从好到坏的一种历史观，也不是道家的历史循环论，而基本上是农民和基层群众对一个更好、更加正义、更公平社会的向往。”
因此，陈嘉庚有“乐观的历史观和对自己的使命感”。陈嘉庚自认为有责任和中共一起承担国家责任，历史使命，不是普通百姓，或者被统战的对象，他该讲的话还是会讲，照样提意见、顶风。
最后，黄猷强调，陈嘉庚作为一代伟人，的确有他的伟大之处，他的思想境界、心灵深处是人们研究比较少的部分。陈嘉庚的思想高度、思维向度是普通人所不及，人们不应该以比陈嘉庚思想境界低的想法揣度陈嘉庚。
有关“陈嘉庚晚年到底有没有重返新加坡的想法”，这的确是给陈嘉庚研究者提出新课题，值得深入探讨。但历史不做假设，是需要提出证据和依据的。首先，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陈嘉庚后来的政治立场是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并只身回返中国大陆，后来陆续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