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初追念了英年早逝的恩师——曾瑞龙教授,不料今月初又迎来了我生命中另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陈学霖教授的两周年忌辰。
2011年6月3日的早上,开启电脑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的讯息,就是梁伟基兄告诉我,陈学霖教授在美国逝世了。当时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立刻查看电邮信箱,赫然发现了陈教授哲嗣——以荦先生寄来的电邮,说到老师已于6月1日在家中与世长辞。阅后只感茫然不知所措,脑中一片空白。稍稍定下神来,想起了老师的样子,我已泪凝于眶!在中午回校的路上,看到校园的景物,勾起了我对老师于2008年来访的回忆。景物依旧,哲人已逝,不禁怆然!
对学术界来说,陈教授在中国史研究的造诣与贡献,早有公论,是无容置疑的。对于作为学生的我来说,他是一位无可替代的导师。在我的学术成长路上,如果没有他的指引、帮助、支持和鼓励,根本就没可能走下去。回想起来,老师问学已逾一纪,有关回忆很多。我只能以学生的角度,谈谈从先师所承受的恩德,以表追思之意。
老师平易近人
初识陈教授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念本科的日子。最初与老师接触不多,只知道这位身材高大的系主任是著名学者。虽然选修了他的《史记》课,但也不敢主动跟他说话。后来,因为在新亚历史系会的活动上接触多了,才发现老师平易近人,不拘小节,且颇为风趣幽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后,我的学士毕业论文写的是北朝胡化与汉化问题,正巧是老师年轻时在香港大学研究的课题,因而引起了他的兴趣,承他不弃,审阅了我的论文。
当我转到硕士班上时,与老师在课上和课余的接触也频繁起来了。记得每次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课前,我都会先到他的办公室,为他把课堂上需要用的书带到教室去。在这门课上,我受益匪浅。来了美国以后,在“汉学研究方法”的课上大派用场。后来陈教授来访,我的美国导师还询问他是否还有当年讲义可供参考呢!
我在念硕士时,承蒙老师的多方指点,也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书评。自此以后,在我工作的时期,以及来美深造以后,我所发表的论文和书评,几乎每一篇在送审以前,都先请老师批评指正。老师以研究宋金元明史名世,而我的兴趣则在秦汉六朝隋唐,可以说是“教外别传”,但他每次仍非常耐心细致地为我批改文章。当他回美国以后,有时看到一些他认为我会感到兴趣或跟我的研究相关的材料,还会复印并邮寄给我。
在我硕士毕业后工作的几年间,适逢老师从中大历史系荣退回美。那几年,我们一直透过电邮联系。他除了批阅我的论文外,还很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当他每次回港,我们都有机会见面,或茶聚、或午膳、或晚饭,我就趁机多所请益。老师同时也鼓励我到美国深造,并为我作出筹划。
趁机多所请益
在美国念书,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道分水岭。在申请赴美事上,得到众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陈教授更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我铭感他提携之恩。在那漫长的申请过程中,我有困惑、沮丧和徬徨的时候,老师虽然身在美国,总透过电邮和电话来开解我、鼓励我,为我指示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为我审视申请学校名单、写推荐信、修改计划书和相关申请材料。可以说,在申请的事上,他每一步都参与其中。后来,当我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东亚系录取的当天,我给他打电话报告,他当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高兴!”听到他欢愉的声音,我当时感到非常温暖!
2008年,我到了美国以后,因为一个人在异地,老师对我的学业与生活多所关心。当年十二月初,老师应宾大东亚研究中心邀请来演讲,他的英文专著《Legends of the Building of Old Peking》的研究成果。事前,老师著我制作一电子简报于他的演讲时播放。当时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在演讲时利用电子简报。老师在费城的三天,我得以随侍在侧。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晚上在老师下榻的酒店聊天,竟然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面谈。
老师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还为学生操心。我在2011年初撰写博士论文计划书时,他给我进行审阅,并给予意见。对于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人选,他亦非常关心。我最后一次跟他的电邮联系,是在4月中旬。当时我完成了一篇英文书评,请他斧正。他最初回复说因为眼睛有毛病,需要休养数天才可看文章。岂料,过了一天,他就跟我说,因为用了新的眼药水,效果不错,所以便把文稿阅毕,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修改。当时他还说,如有问题,可以给他再改。我当时就想著他眼睛的情况,不敢再多打扰;又知道他五月要出游,所以当时就想待他回美之后再作联系。我还想趁著暑假的机会,可能到西岸一趟,届时顺道到西雅图探望他。结果,却跟老师是天人相隔了!
老师立下了学术成就的丰碑,为后学指明了路向。他虽是著名学者,但从不摆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对学生关怀备至,在他主要研究范围以外的学生如我,他亦一视同仁,鼎力襄助。他的学术成就固然是我们追求对象,而他那广阔的胸襟更值得我们学习。每念及此,我总想到以“上善若水”来形容他的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