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导，中华总商会会长林国璋提到，大马政府一方面要把中小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从2010年的32%，提升至2020年的41%；可政府同时宣布的最低薪资制、竞争法令与延长退休年龄这3大措施，却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甚而至于，会造成20万的中小企业倒闭，400万员工失业（见《东方》11月29日）。
读到这则新闻，令人感到悲哀，也令人对大马的经济前景无法乐观。大马已是个中高收入国，可连推出月均1000令吉以下的最低薪资，也可能绊倒20万中小企业！这只能说明，大马的经济层次太低，低到连1000令吉以下的薪资，也会搞到大量企业倒闭，与员工无业可就！
就竞争法令言，许多国家都有这套法令，也有相关的机关，来实施与监督其实行；惟，大马的情况是，或许，许多看起来堂皇的政策与法令，很可能会被某些想坐享其成，坐地分赃的既得权益集团所骑劫，反而在执行时，不见其利，先见其害。这只能说，不解决体制的问题，推出什么政策或法令，都会走样。这已不是纯经济课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尤其是恩庇政治（Patronage Politics）的结构性问题，从AES到民间养燕者都会因此而闹出事端。
在于延长退休年龄，在高龄化的发达国，这政策的本旨，是要解决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生产与消费失衡的人口与经济结构问题。对公共部门言，可能较易实行，可对竞争激烈的民间部门，则可能会损及竞争力与公司的获利率，或阻碍了人才的新陈代谢。
总的来说，对企业言，这3个政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行动自由，使企业感到碍手碍脚。
抛开执行偏差，或有人企图从中得利不言，就政策而论，在区域化与全球化加速的当代，公共政策应偏向效率或是较公平的分配，确是个两难难题。大体上言，除了日台韩，能在二次战后到1990年代时，既取得高速增长，也保住公平分配外，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取得这鱼与熊掌兼得的最佳状态，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大马，都无法实现这平衡。
对外资依赖有增无减
比方说，从1970年到今天，大马的家户收入分配结构便大同小异，即最高20%占约50%，中间40%占约35%，而最低40%占约15%（通常是约14%）。之所以主因在于，我国的威权体制，一贯采取把增长、抑福利的亲商或亲政府路线。易言之，为了促进增长，加速投资，吸引外资，便有意识地抑工，尤其是工会与非政府组织，以便能贯彻发展至上的经济政策。其结果就是忽略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或环保政策。
进入1980年代后期，由于日益依赖外资，更不得不为了讨好外资，而为外资提供多种优惠，诸如免税假期，或抑制福利化政策，以免驱商赶资。本来，在初始阶段，这种迎合外资的政策，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毕竟，此处不留人，游牧民族的外资自有落脚处；可大马的问题是，没有与此同时，提升本国人民的技能，产生产业层次，或有竞争力的内资。
在日台韩，发展的主力来自内资，而大马则一贯地依赖外资；外加上配额制（Quota）与权贵资本主义，自然无法产生足够的内生型发展动力，对外资的依赖反而有增无减。
与此同时，随著冷战的结束，威权体制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也日趋壮大，冲击到威权体制的“威权性”，使威权不得不对新生力量有所妥协。可问题在于，人民普遍缺乏技能，生产力也难相应提升，而内外资又只顾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套利商机。其结果，就致成了这个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
更何况，廉价外劳在我国劳动人口的占比太高，出台最低薪资制，是否利外劳多过内劳，也是个难题，且会使大马固定于低端经济活动中，而不能自拔。这里也涉及了是否要壮士断腕的抉择，要上升，是否得就此放弃低端产业的取舍，而调整要多久？
理想而言，若能像日台韩一样，内劳从事较高层次经济活动，外劳则从事较低的活动，以免两者直接竞争应是最佳出路；可大马并无足够的高层次就业机会，教育与培训也没做到让普罗大众学以致用。在这种条件下，区域化与全球化，反而是种向下沉沦的竞赛（Race to the bottom），逼得大马得与其他穷国搞竞争性廉价（Competitive Austerity）政策，得一昧削减人力成本，而非积极地向上提升？大马会否成为消失中的中层（Missing Middle）？
实则，由于日趋壮大的新生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已不甘于低人权、低薪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大马除了向上、向前、向外发展外，已别无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