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考古探险家，你会想起谁？电影中的印第安纳．锺斯(Indiana Jones)博士？如果把时空场景设定在20世纪初的中国西北呢？对此稍有相关知识的读者，恐怕其脑海中会马上浮现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又或者是斯文．赫定(Seven Hedin)等人的名字。
这些名字虽不至于家喻户晓，但随著中国西北和内陆欧亚历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对20世纪初，在中国西北发现的汉代简牍和唐代敦煌吐鲁番文书等重大考古发现的研究推进，足以使上述名字越过了学院的高墙，引起了广泛读者的注意。不！或许应该说，这些名字早在学术研究的传播之前，已经为一般读者所认识。此无他，他们的旅程本来就是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国族主义影响下的论述中，他们在中国土地上的行踪成为了甚具争议的事情。
对于一些站在国族主义立场的人来说，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从中国土地上带走了出土简牍、文书和其他的珍品，就是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文化略夺的铁证，必须加以口诛笔伐。多年前，Peter Hopkirk的一本畅销书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The Search for the Lost Cities and Treasures of Chinese Central Asia（《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讲述了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以及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人在中国西北和内亚地区的考察和发掘活动，就语带双关的用上了“洋鬼子”这词来形容故事中的人物。
德国的艾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和美国的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也在书中榜上有名。此外，还有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也不能不提（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即为他们的收获）。
卖了这一大关子，其实今天要谈的人物与上述诸人倒没有直接关系。这次要介绍的是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1877－1956)和他的伙伴们于1908-1909年在中国西北的考察探险之旅。相较前述诸人，克拉克的旅程受到的注意和研究较少。特别是当学者们与普罗大众多聚焦在斯坦因或伯希和等人身上时，克拉克的旅程就成为了在我们后代人焦点以外的一次西北之旅。然而，克拉克一行的成员身份和考察对象，其实更富科学研究和猎奇的双重色彩。
克拉克队专家居多
我们的主角克拉克出生于富裕家族，其祖父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1811－1882)在著名的Williams College毕业，为著名的胜家（Singer）缝纫机公司创办人之一，并于致富后，对其母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慷慨支持。祖父对科学事业的热心，似乎影响了年轻的克拉克对科研的好奇心。克拉克在耶鲁大学修读土木工程，1899年毕业后，旋即参军，并获委任为美军第9步兵团少尉，派驻菲律宾（美国刚于一年前打败西班牙而取得对菲律宾的控制权）。1900年，克拉克与其部队奉召加入了八军联军之役，从而让他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辛丑议和后，克拉克回到美国。1903年，时已晋升中尉的克拉克再次被派到北京去。在1903-1905年之间，他就萌生了在中国进行考察旅程的念头。
1907年，克拉克决定实行计划，再一次从美国远赴中国，并于1908年展开横越中国西北的旅程。其队员兼有英、美人士，而以英国专家居多（透过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而招揽的）。队员成份多元化，有英国著名博物学家Arthurde Carle Sowerby(1885-1954)、英军医出身的Henry Edward Manning Douglas担任随队医生及负责地质与生物标本取样工作，此外重要成员还包括HazratAli（Royal Survey of India成员），George A.Grant（负责翻译和事务处理），以及美国艺术家Nathaniel Haviland Cobb。可见，克拉克的队伍颇有别于其前后赴西北考察探险的队伍。这组合主要是针对考察性质和目的而成的。克拉克一行的目标是要对中国陕西与甘肃两省的风土人情、自然地理和生态进行观察研究，并绘制一幅准确的中国西北地图。
1908年，克拉克队以山西太原为起点，分两路向西前进，直到固原附近会合。此后再经安定，最终抵达兰州城。不幸的是，旅程因为慈禧太后逝世而引起的西北政局不稳和治安不靖而被迫缩短。当时，克拉克队的活动既在官府的监视下，同时面对土匪的威胁，负责克拉克等人安全的护卫多有伤亡。为旅程的结束画上悲剧句号的是队员Hazrat Ali在某天失踪，其染血衣物被寻获，但生死一直成谜！
克拉克队的旅程虽然短暂，但他们沿途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考察、研究和记录，取得不同的地质和动植物标本，拍摄了不少照片。照片中保存了清末西北自然与人文地理的面貌，现今看来，弥足珍贵。这次考察成果的结晶品即为1912年出版的Through Shen-kan;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1908-9一书。此书的研究价值不容忽视，中国大陆于2010年出版中译本，名为《穿越陕甘：1908-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适值此书出版一世纪的2012年，由克拉克与其妻子在麻省(Massachusetts)创建的Sterling and Francine Clark Art Institute（简称克拉克中心，收藏了克拉克夫妇历年累积的珍藏）就举行了有关西北考察的展览及出版纪念图册。
不带走出土文物
克拉克队在中国西北的活动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不同，其中最大的分别就在于克拉克一行没有带走任何出土文物。因此之故，克拉克没有赢得更大的名声（或骂名），而在中国官方的论述中就保持了相对正面的形象。在别国进行探险或考察而把文物带走所引起的拥有权问题以及道德争议从上世纪初延续至今，在引入国族主义的论述后，问题更为复杂。在研究清末民初在中国的外国考察队的旅程、获取的文物，以至研究成果时，上述的问题在我们的视角中应扮演甚么角色，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有心的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本文所述的诸位探险家有一共通点，即他们都出身非富则贵，有足够的财力、时间和人际网络让他们进行异国远征。这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活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殖民帝国攫取海外土地与资源的大背景下，相伴而来的是知识的扩张，具体化则为在亚非二洲无数的探险与考察活动──对于一群充满好奇心并有足够资本的帝国文化精英来说，这是最时髦也最有挑战性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