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谈语文问题，就不能不谈到南洋大学。《新加坡双语之路》花了一大章来谈南大，一开头便下结论说：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的第一所华文大学，它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页70）
“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很李光耀的口吻，还首尾重述，前后包抄，要她翻身无日。类似的话语，李氏在不同场合说过很多次。在这本他自许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里，再来一记重拳狠狠揍去，得意地以为南大可以就此结案了。
由此看来，南洋大学，始终是李光耀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关卡，是横阻在他心中的一座大山。因为这关系到他的历史清名，还悠关到他语文政策的正当性。为了铲除这座大山的阴影，他就必须不断地罪名化南大，而且这一次，还将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拖出来狠狠鞭尸一顿。
南大主张效忠马来亚
南大，是李光耀打压异己的最好课题。他不断宣染南大是所种族沙文主义的大学，含有政治议程。例如书中记载他曾于1959年“首次以总理身份到南大演讲”时，质问南大同学“究竟认为自己是马来亚公民还是倾向于认同自己是中国公民”？（页78）
这真是个莫须有的伪命题，是对南大最大的侮辱。恰恰相反，南大的创立，象征了从华侨身份到本土化的转变。早在1950年，陈六使就己宣告“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既有此一新见解，自当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因此）非从速办一大学于中心地点新加坡不可”。所以当1953年倡议马华大学（后改称南大）声起时，《南洋商报》随即发表了一篇意义深长的社论：
“今日华人……视此为第一故乡了；过去为中国兴学，今日转为马来亚兴学了。我们愿以马来亚为国家，‘使长入带，泰山如砺，国永宁，爰及苗裔’。于是，华人领袖倡办马华大学，这是华人决心以马来亚为国家之表现。”（1953/1/26）
这才是当时人的想法，也是南洋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华人决心以马来亚为国家之表现”！正因如此，《南大创校宣言》中的建校四大理由中，才有一条是“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材”。《宣言》更指出南大的两大特质：一为沟通东西文化，二为发展马来亚文化。可见南大为塑造马来亚文化而立，这样的宗旨怎会教育学生去效忠中国呢？
《双语》也引述到《创校宣言》的建校理由（页76），却故意删去最具意义的“发展马来亚文化”不谈，显然是避重就轻，存心误导。南大象征了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李光耀却质疑南大生的国家效忠，这难道是华校生的“原罪”？
1958年南大学生会成发表《成立宣言》时，写明宗旨是“引导南大同学走上为星马忠诚服务的道路”，大声宣誓“我们愿把青春献给祖国”，这个“祖国”当然是指马来亚。翻开当时南大的学生刊物，充满了马来亚意识与文化等各类课题的讨论，这绝非英文至上的马来亚大学所能堪比的，有兴趣者可参看雷澥的《南大春秋》，此不详叙。然而华校生的报国孤心，却换来如《成立宣言》所申诉的结果：“尽管我们表示赤胆忠心，冷酷的现实却告诉我们：‘你们是沙文主义者，国家并不需要你们。’”
南大也重视英文及国文
诚然，当时反对南大的人都持有与李光耀同相的意见，我们只能说这是不同族群对于建国的认知有所差距，那就让各族群去各自表述吧。虽然这场独立前后的拉锯战最终以单元国族的建构获得胜利，却不能就此而随意扭曲当年华族的公众意志，甚至乱套罪名，这是历史的大是大非，我们不能不辩！
李光耀善于用绝对式的表述，来煽动读者对南大的反感情绪。且看他说：“尽管我苦口婆心，南大理事会还是坚持以华文为为唯一媒介语。”（页84）好一个“我苦口婆心”的口吻呵！但请问南大什么时候“坚持以华文为唯一媒介语”了？没有，从没有这回事！《南大创校宣言》说得很清楚：“马来亚大学重英文，而南洋大学则兼重中英巫各语文，以应学术研究之实际需要。”对于学生的招收，更主张“南洋各族子弟，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与教育之最高意义”。这哪像是李氏虚构下的原教主义学府？
我们只能说，南大是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大学，但也仅就其原则与精神而言。在教学上她其实双语并重，英文被列为必修课，学生更积极学习国语。当时除了中文系外，教育系、历史系、地理系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大多是英文本，且有不少非华裔教师完全以英语来教学。1960年行动党通过其党报攻击南大是沙文主义者，有同学在《大学论坛》上反驳：
“事实上，南大虽然是一间华文大学，但它同时兼用英文，并且大力鼓励学习国语，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可学习国语’、‘沙文主义’等等的指责，实在离题太远了。”（引自《南大春秋》，页283）
这才是真正的实况呀。如果还不服气，再看当年他的教育部长王邦文的讲话：
“事实上南大许多学系自创办以来既多数是采用英文课本和英文教学，改组后的南大也继续如此。”（《星洲日报》1965/10/10）
这是才衷心之言呀。虽然李、王同属一阵线，但王氏毕竟是毕业于尊孔的华校生，所以良知未泯，不会一派谎言。
当年在南大任教的国际著名作家韩素音家，也曾撰文驳斥，列举事实来证明南大生最具马来亚意识。对于南大学习国语的盛况，以及学生会出版高水平的马来刊物Mimbar Universiti，连《马来前锋报》都高度赞扬。据庄华兴的研究，南大实为华社学习国语的发韧地。至于被李氏痛批为“马共干部”的第一任学生会会长林焕文，更是一位马来语专家。早在行动党定马来语为国语的前两年（1957年），他就己编订出第一本的马华双语字典，同年他还和杨贵谊等南大生受马来精英的邀请，以“特别观察员”身份出席马来语文大会。这些肯定都不是李总理“苦口婆心”所“劝导”出来的。
尽信书不如无书，尤其对胜利者的说辞，便要有所保留。《双语》中黑白颠倒的例子太多了，下期再为各位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