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在《新加坡双语之路》推介礼上，谈到“为什么要撰写这本我认为是我最重要的书”时说:
“我开始担任新加坡总理时，国人大多数不会讲英语。他们使用方言、马来语、泰米尔语和其他语言，像是水族馆里不同种类的鱼，看似在一起但却是分隔开来的。各族群彼此孤立，不相往来。我把让他们真正和有意义地交往，当成我的任务。”
又是个典型的李式文体──“我把让他们真正和有意义地交往，当成我任务”──这口吻让人想起《圣经》里“巴别塔”的故事。创世纪第11章记载了傲慢的人类心比天高，欲建造一个通往天堂的巴别塔。他们哪来的自信？故事开头就说：“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大家说同样的话语。”
李光耀的自信话语，就很像那些以打造巴别通天塔为己任的人。正如他所自诩的：是“我把让”了岛上子民懂得说“真正和有意义”的话语。于是，是他带著说同样话语的子民，走向了幸福的应许之地。
“我把让”句的语言表述，最能反映李光耀的心迹。看来他不只是建国之父，还是新加坡的语言之父。然而，历史岂能化约成对与错的两端？读者所看到的，多是在“我的任务”的意志凌辱之下，被断章扭曲为己所用的历史。例如李光耀说在他担任总理时，“他们（华人）使用方言”，正如上期所引证的，华人说著各自的方言，同时也老早通行华语了；又例如他说“各族群彼此孤立，不相往来”，指各族间因没有共通语言而互不往来，然而这是事实吗？
马来语早已是共通语
稍有历史常识的，都知道南洋一带各族群的中下阶层，老早就以马来语作为共通语了。试看曾于1887年游访叻岛的李锺钰，在《新加坡风土记》中谈到华人的语言情况时说：
“土人所操巫来由语（马来语），通行南洋各岛。华人久居坡中，及在坡生长者，无不习之。又多习英语。同侪往来，时而巫语，时而英语，时而闽广土语……”
看当时华人说什么话来？他们不只讲方言，也懂得马来语，有些更懂英文，你会相信各族群间是“彼此孤立，不相往来”的吗？如果不信，再引证一条更早的史料。撰写于乾隆年间（1791年）的《海岛逸志》，是作者王大海游历爪哇与马来半岛的见闻，其中记载了马来语的通行：
“无来由（Malayu），种类甚多，散居四处……其言语和兰（荷兰）遵之，以通融华夷，如官音然。”
看当时马来语作为各族的交际语（“以通融华夷”），故说它很像“官话”。可见新马华人老早就已通晓英、巫语了（深浅则是另一回事），各族群交往本来就没有语言隔阂，不必等到李总理的“我把让”才学会讲“真正和有意义”的语言。
当然，在“我的任务”的意志下，李总理“要新加坡人讲道地英语之外，我也决心要新加坡人讲标准华语”（页188），因为在他看来，“就像说新加坡式英语那样，那是极端愚蠢的”（页169）。一个非语言专业的人，却“我也决心”管到老百姓的口语这事来，这个“我”的无处不在，令人不寒而栗。依此判断，早期华人夹杂各方口音或是巴刹式的英、巫语，在他看来大概也不会是“真正和有意义”的语言，是“极端愚蠢的”了。
李体就是以自我想像的历史，来合理化“我的任务”的论述。历史上新马本来就是个多语的社会，这是社会基层自然形成的语言生态，而不是上面刻意“我把让”出来的。而目前新加坡华语的滑落，恰是80年代以后原有华语自然生态逐渐瓦解的结果。
方言华语同源互体
语言社会的生态，才是一个语言生命力的保证。简单地说，新加坡华语环境消失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作为第一语言的英语主导了新一代新加坡人的思维与说话方式，这是第一防线的崩溃。第二防线的崩溃，则是新加坡方言生态的消失。
这里就略谈第二点。在推展“华语运动”以前，华语早就成为族群母语，而且与方言并行不悖。但“华语运动”最大的影响，不是影响更多英文源流的华人讲华语，而是让本具华语能力的华人丢弃了方言。“推扩华语”到头来却斩除掉华语生命的根基，真是讽刺之极呀。
李光耀很鄙视厌恶方言，其实他不懂语文教育，不懂语言学，更不懂汉语。他用很李光耀式的工具理性来看待方言：“方言……是导致两种语文（华英）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页142）竟然把双语的失败归诸于方言。为什么呢？他用很科学的数据说：“（我一直告诉人民）不要再讲方言，而只需要学习华文、华语。你不可能学英语与华语，而同时又在家里讲方言──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占据更多脑里的空间，使用更多头脑里的“‘兆字节’（megabytes）……”（《学语致用》，页15）
连说了两次“不可能”！他总把语言看成“零和游戏”（页143），将方言和华语对立起来。却不知道方言与华语是同源互体，相辅相成的，会方言的人学起华语其实更容易入手。还有，方言既是家乡话，小孩从小自然而习得，根本不须要怎样刻意的学习。李光耀却错把他在成人阶段学福建话的痛苦经验套用在小孩的语言教育上。
李光耀的另一偏见，是认为“新加坡福建话却是粗俗，是没有文字的”（页140），这是外行话，不屑一晒。他根本不知道闽粤等方言保留了最多古汉语的雅言。语言的粗俗与否不在于语种本身，而在于说话内容与说话者。例如一个人用华语或英语鄙骂新式英语是“极端愚蠢的”，这是一种语言暴力，听在有文化人的耳里，也是极度不雅和极端愚蠢的。
李光耀举了红遍大中华圈的歌手孙燕姿作为双语政策的成功榜样（页224），殊不知孙燕姿说得很清楚，她的华语是“只因吴宗宪的一句话”而在台湾学成的（页325-327）。看来吴宗宪的影响可比李光耀更大呵。何以如此，就如上面所说的，新加坡的华语生态已经不复已往了。十多年前南来新马观察的中国作家王安忆就已说过，这里可是那失语的南方呀。
人类总在搭建自认为“真正和有意义”的巴别塔。《圣经》记载，结果上帝出来了，“混乱了全地所有的人的语言，又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