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05大选后,社会曾陷入一阵失语与低迷,同时民间课程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赵明福基金会的民主学院、陈嘉庚基金会的嘉庚学堂、47课室(柔南)、Lostgen失落世代当代艺术空间(以下简称为Lostgen)等,在政治大选喧嚣后,继续寻找如何在寂静的日常生活中,培养社会的思考与行动力。对外界来说,在强调实用主义的社会里,要长期筹办类似哲学这样抽象的课程,似乎很难维持下去;但困难的往往不是“办不办”,而是如何将这些有心来上课的各行各业人士把“知识化作力量”,通过这样的课程凝聚民间力量,带来实际的改变。
“大选前夕和期间,我们比较活跃在茨厂街一带,认识了许多社会运动组织,看到很多社会运动团体怎么做事,也看到自己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大选过后,整个气氛不是很好,我们就开始跟一些人谈,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Lostgen负责人杨两兴忆述。
早在2004年起,他和成员在吉隆坡一间荒废的破屋搞艺术祭,随后2009年在槟城姓氏桥、2011年的半山芭社区艺术计划、马六甲三保井历史茶室、2012年的茨厂街社区艺术计划等,都有他们的踪影。2013年大选后,Lostgen在吉隆坡市中心文化街的雪隆会宁会馆楼上有了专属空间。
重回课堂学习理论
杨两兴回想策划茨厂街社区艺术那段期间,许多老店因捷运站计划面临拆迁的问题。当时随便弄个什么游街、音乐会等街头活动,很容易就能够聚集数百人、最高峰时甚至可以去到数千人,全城媒体几乎都在聚焦讨论茨厂街一带的存活问题。凡此种种都让他一度以为,艺术的确是介入社会议题的有效媒介,以为文化艺术终于可突破成为一个大众议题。
可是,来自国家机器和市场的主流发展思维的反扑力也同样强大,不断损耗民间的社会组织力。这让杨两兴更加意识到民间组织更需要持续地深耕经营,所以也促成了Lostgen筹办民间课程的契机。
“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没弄清楚它的本质,所以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开始不知所措,你会觉得很失落,不知道要如何重新出发。后来,我们就谈到了哲学,它涵盖的范围很广,不只是艺术,还有历史、思想。”
所以,他认为重新回到课堂上学习理论,是其中一个方法,于是开始规划课程和找老师,以当代艺术为核心,讨论相关的跨学科如历史、哲学等,“毕竟我们还是搞艺术的,可是我们也需要从别的地方吸取养分。”
推广义文化 小众是出路
相较之下,雪隆理华同学会的人文书院在2008年308大选前成立。当时虽然也有许多类似的民间组织在经营民间课程,但是人文课程算是少数持续经营超过十年的民间学堂。他们在2003年和陈氏书院合作,成立人文图书馆,期间也办了不少论坛、沙龙、讲座等,唯最终仍认为培养学员对一门知识的认识,始终需要系统性和长时间的培养,于是专注经营人文课程。
人文课程走过11个年头,最近正筹办第37项课程,内容繁杂多样,国际事务、人权议题、马来新文学、印度庙文化、司法等。人文书院负责人廖国华说明,主要是承续理科大学华文学会的关怀。
“我们认为文化不是狭义的,不是那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我们希望能够推广广义的文化,让大学毕业生踏出校园后,能够承担起公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深化生命教育和关注公共议题。”
学生背景多元
人文书院一开始设想的对象是从身边的社群开始的,希望社会新鲜人可以在城市中找到再学习的空间。同时,他们认为社会上也存在许多学术或专业经验丰富的学者或民间学者,于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平台。
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来的学生背景多元,有大学生、工程师、保险从业员,甚至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有几位退休人士甚至成为人文课程的常客。
“我们有一个学员是退休人士,以前驾泥机。他是人文书院的常客,上过许多课程。他对很多事都很感兴趣,他起初不太敢说话,那些他听不懂的,他会静静在一旁睡觉,很有趣。近这几年,他的变化很大,开始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想法,也比较敢对著大家说话。”
廖国华提到,能够见证学员的成长是办课程最大的收获,同时学员组成也说明了社会需要这样的课程。
知识与行动兼并方能长久
对外界来说,在强调实用主义的社会里,要长期筹办类似哲学这样抽象的课程,似乎很难维持下去。与Lostgen的情况相仿,目前人文书院每一班开课人数维持在30人左右。
廖国华称,“我大概算过,为了维持场地费和讲师费,至少要22人开班才能收支平衡。我们的原则是,场地费一定不可以超过讲师费。”
他们很清楚民间课程的经营是必须存在的小众,而支持他们继续办下去的信念来自于──难道在吉隆坡偌大的城市都找不到22个人来维持?
廖国华提到香港时评家梁文道多年前访马时分享在香港办牛棚学院的经验,当时面临资金不足,若要梁文道亲自去筹钱并非难事,但是他坚持认为,人们应该为自己想要学习的事或想要经营的空间付费,既然凑不足充裕的人数来维持那就干脆拉倒。
当块茎地底下茂盛
而Lostgen也陆陆续续办课程办了3年,来的人也同样“奇怪”。按照学员名单上列明的职业,有搞艺术的、搞电影、写作、老师、报馆编辑、卖地产、做会计、中学生、搞音乐等。
不过,杨两兴反复强调,办课程如果纯粹为了维持空间的经费,很没意思。
“我第一次接触到德勒兹,是上薛承兴的哲学课时。大家认为哲学很抽象,但我觉得其实还蛮实际的。德勒兹提到块茎理论,说人要做一个块茎,像土豆一样长在地底下,在下面茂盛地生根做链结。德勒兹不鼓励人做一棵树,树很容易成为大家瞩目的目标,但是块茎不是。你看到它在地面上可能只是一片叶子,但是它有很丰富的枝节长在下面,虽然别人看不到。”
“这是这几年我自己蛮想做的事,尤其是苏丹街事件以后,我觉得额应该朝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可能之前也有想到,但是上了这堂课之后,我觉得想法更明确,我觉得做事情不一定要浮在表面上。”
筹办课程是提供一个平台聚集一些有想法的人,让大家更深刻地重新探究这个社会。对杨两兴而言,同样重要的是知识与行动兼并,“如何让这些有想法的人,往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做事情。”
他非常不满意目前的现况,“我们的确是聚集了一些有想法的人,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做事的机制。问题是你要让这些民间高手去领导、做一些计划。我讲到完,你需要设计一个方式,我觉得很多人需要的是一个平台。”
最近,尊孔独中邀请Lostgen带领300位学生上公民课,他反建议,不如找苏丹街福音堂的生命展翅中心一起共同完成一个社区历史计划,关注尊孔500公尺附近,如精武、118大楼、独立公园一带的发展和变化。
“我觉得志工制很重要,一直在做的话会很累,没办法走得远,要鼓励更多人去做”。
心中巴冷刀未除 跨族群理念难跨越
在马来西亚的脉络,“跨族群”常常也意味著“跨语言”、“跨文化”。政党、民间组织甚至公民辩论也不断的讨论如何可能和实践“跨族群”,甚至成为衡量一个组织或政治人物是否足够“马来西亚”的标准。
人文课程多年来都是以华语作为教学语,问起廖国华关于“跨族群”的问题时,身兼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席的他却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跨族群’不是用语言来衡量那么狭义的。既是你说的是马来语,并不代表你就懂得尊重和关怀弱势族群。我们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能够照顾到主要以中文思考的族群。”
献出关怀语言其次
廖国华观察到学员们上课过后的一些变化,“像我们一些学员上过难民的课程后,跑去难民关怀的组织当义工;也有一些学员上过陈亚才的印度庙文化课程后,闲来时也会自行到印度庙参观。”他认为,重点在于课程内容本身有没有这个社会关怀,语言倒是其次。
约2012、2013年,杨两兴跟著一位马来前辈到吉隆坡甘榜格灵芝(Kampung Kerinchi),参与地方居民抗议拆迁的声援工作。早在2008、9年,吉隆坡市政局依“零木屋区计划”,将多个地方圈定为非法木屋黑区,逐步拆迁数百上千住户,有的村落甚至有上百年的历史。政府当然拥有许多正当的名字进行迫迁,但背后都跟政府和市场如何看待土地、城市发展有关。
“Cikgu(马来前辈)就带我们进去声援、关心这一些人。”那一次,在甘榜格灵芝里,让两兴印象深刻的是村里的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说,没想到会有华人来关心我们。她说,自从513之后,她家里就藏著一把巴冷刀,一直到现在。”
原以为长年累月身在社区运动、聆听过无数故事的他,对这样的事早已见怪不怪;但忽然忆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还是让他干笑停顿了一下。
虽然当时他并未在老太太面前表露出任何异样,但心里却是一沉。“你懂我的意思吗?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可是我在想,到底还有多少马来人的心中留著那把巴冷刀,或者有多少华人心中也有那把巴冷刀。”
心中的巴冷刀若未根除,实质的巴冷刀就更加难以除去。
“我当下一阵震惊,但也没多说什么。我能够理解她的想法,不会想要去纠正或回应什么。政府留在我们心中的毒素一直都在,这需要时间……我们这一代是被洗脑的人,自从513之后都一直被洗脑,从未间断过,那把巴冷刀一直都在。那是始终无法跨越的。”
计划开办巫英语哲学课程
杨两兴曾和马来朋友在一栋废弃的独立房子生活多年,心里始终暗暗觉得在讨论和实践“跨族群”时,有些事情是永远无法或难以“跨越”,且这种感受是难以言喻的。尽管如此,他的这个想法却恰恰和他多年经营Lostgen的空间,包括课程规划时的方向和做法却有些出入。
虽然目前的课程主要以中文为主,但他一直计划著筹办以马来语或英语教学的哲学课程。此外,Lostgen向来主办的讲座、论坛都尽可能以英语或马来语为主,即使是来自港台的朋友,若情况许可,他也尽量要求他们用英语表达,因此长年也逐渐累积一批跨族群的群众。
2010年,杨两兴和一班朋友在经营富都社区议题时,也会坚持幕后参与的艺术工作者必须一半是来自友族的朋友,可惜该地区始终以华人居民和业者为主,后来茨厂街议题基本上还是一个被形塑成很“华人”的议题,与友族的艺术工作者的联结渐渐减弱。
他一直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有违Lostgen当初成立时的宗旨。他边嚷著需要重新认识一批新的年轻马来朋友,看看如何重新联结,并计划邀请马来朋友加入Lost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