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印尼、柬埔寨及菲律宾近年来，冻结女佣出口大马与及实施收紧政策，外籍家庭女佣在我国也变得千金难聘，导致许多家庭尤其是双薪家庭，选择把孩子交托给托儿所照顾。
而为了吸引更多女性投入职场，政府宣布简化成立托儿所的注册程序外，也先后宣布多项奖掖措施，鼓励国人投身经营托儿所的同时，也以双重扣税鼓励国内企业设立职场托儿所，以及为雇员提供托儿津贴。
我国托儿所数量自2009年以来，几乎每年翻倍增长，成了“女佣荒”当中少数的赢家。
“说服”7千间注册刻不容缓
在全国托儿所林立之际，政府要如何监管，并确保国内托儿所严守安全和作业准绳，包括解决未有注册申请的托儿所问题，是当务之急。
国家社会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截至今年10月为止，国内共有1322间托儿所向该局注册，大部分是私人经营，占总数的91.2%；而职场托儿所仅有96所，占7.3%，余下的则是社区托儿所。
该局粗略统计，全国目前仍有7000多家托儿所未向国家社会发展局注册，数量比已注册的1322所高出数倍。一些托儿所在发生托儿所幼童死亡案件后，才被揭发托儿所没有合法准证经营。
国家社会福利局法律事务及支援部主任赛朵指出，为了鼓励更多托儿所业者主动向该局注册，他们将事先委派官员向业者讲解托儿所指引，并在业者根据指引完成托儿所设置后，派遣官员到该地点进行勘察。
“托儿所的设置一旦符合社会福利局所定下的标准，我们就会发出注册证书，让其他3个技术机构，即消拯局、卫生局及地方政府进行第2轮的审查。”
她强调，过去业者必须先通过3个技术机构的审查，才能获得福利局发出的注册认证，现在将程序颠倒，无形中也简化了申请程序。
每年派员例常巡视
赛朵也透露，目前社会福利局所规定的托儿所保姆及幼儿的比例，为3岁以下的幼儿是1对5；3至4岁的孩童是1对10，而残障儿童则是1对4。
她说，这项比例将随著明年该局强化一系列新法令和规定而有所改变，以提升托儿所素质，而社会福利局也将在近期作出宣布。
除此之外，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顾问拿督王赛芝表示，社会发展局每年会安排官员，到已经获得该局发出注册证书的托儿所进行例常巡视，以确保这些托儿所水准达标。
根据国家社会福利局所提供的资料显示，我国已注册的托儿所数目，在过去3年来大幅成长，与2009年开始的女佣荒相呼应。
在2010年，已注册的托儿所数量从483所增加至2011年的857所，而截至今年10月为止，全国托儿所达到1322所，连续两年迅速翻倍成长，而这些数据还未包括未向当局注册的7800间托儿所。
国家社会福利局法律事务及支援部主任赛朵表示，在女佣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一些父母惟有选择将幼儿送到托儿所，一来可以确保孩子获得较正面的成长发展，二来外籍女佣也不像托儿所里的保姆般，受过专业的育儿训练。
她指出，随著外佣薪金调高以及教育品质上的考量，部分父母会视托儿所为另一种选项。
托儿所保姆训练有素
她说，近年来我国托儿所迅速增长的原因，除了是女佣供应短缺引起外，政府希望通过更多托儿所的设立，来吸引女性重投职场也是其中一个主因。
“政府在近年来大力推动托儿所的成立，除了简化设立托儿所的申请程序外，也在《2013年财政预算案》中，提供各项奖掖予设立托儿所的业者及企业，借此吸引更多父母将孩子送到托儿所。”
此外，随著社会福利局将全国已注册的托儿所名单上载到官网后，父母可以根据该名单找到可信赖的合格业者，赛朵相信这无形中也提高了国人对托儿所的需求。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顾问拿督王赛芝在接受访问时说，与其将幼儿交托给印尼女佣，不如将他们送往托儿所，至少相关的保姆皆受过专业训练，与此同时，在托儿所提供的课程和基本教育，对幼儿的身心发展也大有裨益。
提供津贴享双重扣税
此外，政府为了在2015年将职业女性的百分比提升至55%，除了在2010年起向企业推介职场托儿所的概念以外，首相纳吉也在最新财案中推出各项奖掖，鼓励私人界设立优质托儿所及幼儿园，其中为员工提供托儿津贴的雇主，更是享有双重扣税。
王赛芝强调，只要雇主为员工提供托儿津贴，不管员工将儿女送往住家临近的托儿所，抑或公司设立的职业托儿所，雇主均可享有双重扣税。
她表示，这是因为政府考量到不同企业有不同的操作方案，所以给予雇员的托儿津贴范围不局限于职场托儿所，而是扩大至其他私营托儿所。
职场设托儿所 雇主员工双赢
大马幼儿保育和学前教育理事会（ECCE）主席拿督詹行琼表示，我国企业不热衷设立职场托儿所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雇主将之视为不必要的“额外开销”，但这些雇主往往忽略了设立职场托儿所将带给他们效率高且熟练的雇员。
她说，这些雇主仅看到短期内的“消耗”，却忽视了长期的“获利”。“雇主应该把设立托儿所视作一项长线投资，因为只要能够留住资深员工，就可以确保公司的高效率运作，同时也能够有效节省培训新人的资源，轻易达成双赢局面。”
她透露，一些企业以缺乏有经验或专业的人手为由，因此放弃经营职场托儿所的说法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以她为首的幼儿保育和学前教育理事会已经培训了逾千名符合资格的幼教及保姆。
詹行琼建议说：“如果该雇主认为他们（企业）不擅长经营托儿所，他们可以选择外包给其他机构去经营，这么一来就不会打乱该公司原有的机制，又可以得到其他公司所没有的优势。”
官联公司之一的国能（TNB）早在1987年就设立第一所职场托儿所。国能总营运长拿督阿斯曼说，企业的第一所托儿所是设立国能位于吉隆坡孟沙路总部，为员工托管2个月至4岁大的幼儿，让雇员能保持高效率工作。
他说，目前国能在全国拥有10所职场托儿所，从早上7时30分至下午6时，共照顾306名幼儿，同时也设有11家幼儿园，学生人数为315人。
阿斯曼说，国能设立的托儿所除了提供早午餐和茶点以外，还备有学前教育课程，而公司今年度托儿所及幼儿园的预算是200万令吉。
地点不适合 地方政府不点头
尽管政府宣布简化托儿所申办程序，但业者在申请时仍面对阻力，尤其是地方政府不轻易发准证，甚至地方政府把幼儿园和托儿所混为一谈。
大马幼儿保育和学前教育理事会（ECCE）主席拿督詹行琼表示，社会福利局虽然强调已经简化业者为托儿所注册的程序，但实际上该局只是将顺序颠倒，就算福利局已经发出5年的注册证明，但业者要经营托儿所，还是必须先获得地方政府发出的营业执照。
她说，地方政府往往分不清幼儿园跟托儿所的区别，认为该区已有足够“托儿所”，因此不再批准业者的申请。
“福利局应该与地方政府进行协调，否则业者将面临无法顺利注册的相同命运。”
对此，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顾问拿督王赛芝指出，当局把关太严的说法，非法经营托儿所的业者必须负起最大责任，因为是他们选择“先斩后奏”。
不可先营业再申请
“托儿所业者必须根据《1984年托儿所法令》所阐明的条例设立托儿所，在得到有关单位，包括地方政府批准后才营业，而不是先营业再申请批准。”
她呼吁业者在设立托儿所前，先向当局请示，以避免两头不到岸的窘境。
国家社会福利局法律事务及支援部总监赛朵则说，一些业者迟迟未向社会福利局注册，是因为他们无法满足地方政府的规定，即在住宅区设立托儿所，必须先获得左邻右舍的同意。
她建议业者寻找不会太吵杂的商业店面，作为托儿所的设立地点，以满足地方申请条件。
中小企业经营力有不逮
政府在2010年推介职场托儿所概念，推出奖掖鼓励私人企业设立优质托儿所及幼儿园，但响应政府号召设立托儿所的私人企业却十分有限。
目前设有职场托儿所的私人机构绝大部分是大企业，其余的则是顺应“自家”号召的政府机关。
至今全国只有在96所职场托儿所，当中政府机构设立的托儿所占了74所，远远超越私人机构设立的22所。
目前，拥有职场托儿所的政府部门及官联公司包括教育部、高教部、农业部、公共工程部、国民登记局、森那美集团、国能及花旗银行等。
政府奖掖为何未能有效吸引占全马总企业数达97%以上的中小企业，把有限资金投入在经营模式截然不同的职场托儿所呢？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林国璋认为，政府的奖掖措施对大企业来说较有吸引力，这是因为对盈余有限的中小型企业而言，要设立经营手法有别于做生意的职场托儿所会相当困难。
他表示，对于员工较集中的大企业来说，设立职场托儿所是可行的，但中小型企业的员工分布较零散，有些还是工厂，因此要经营不容易。
“加上托儿所属于服务性质，对一般中小型企业来说，是一项截然不同的领域，必须聘请专人经营，且看护小孩的责任非常重大，凡事得亲力亲为。”
林国璋在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强调，照顾好几个小孩或许不难，但要照顾100个小孩，就需要高深的学问了。
他说，以华裔员工为例，他们通常会选择离住家较近的托儿所，在人口密集的花园住宅区，普遍上不缺托儿所。
“在路程考量上，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员工必须在上下班时带著幼儿，再把他们送到公司的托儿所，因此在种种考量前提下，这些父母还是较热衷把孩子送到住家附近的托儿所。”
幼儿园下课“变身”
2000年起在文良港经营托儿所的王女士表示，会主动向社会福利局进行注册的业者并不多，她甚至发现该区有九成以上的幼儿园，在下课后甚至充当起“托儿所”。
她认为，有关当局执法不严，再加上没有人去举报，才会导致这些幼儿园托管照顾起幼儿来赚取外快。她说，托儿所经营不易，例如虽获社会福利局已经将注册证书的有效期限延长至5年，但这段期间若有邻居向地方政府表达对业者的不满，就会立刻被终止。
供过于求不敢涨价
在怡保经营托儿所的李小姐表示，虽然托儿所在近年来需求变高，但托儿所的数量，不见得因此而迅速增加。
她说，各自区域的托儿所确实有增加的趋势，但因经营不佳而倒闭的托儿所，也为数不少。由于怡保生活水平低，所以托儿所收费仅能维持在300至400令吉，该区的托儿所已供过于求，所以业者都不敢大幅度调涨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