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上，民主化国家处理转型正义的主要方式包括追究刑责、真相和解、赔偿和体制改革。追究刑责包括司法刑事讼诉或对受害者支付赔偿；真相和解则著重于还原历史，以特赦换真相，以及设立纪念馆以警惕后人避免重蹈覆辙。
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纳粹军官和领袖因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和战争罪行而被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国领袖多次就纳粹罪行发表道歉声明，并为大屠杀支付赔偿金予幸存者。体制改革上，德国二战之后首先经历“去纳粹化”，东西德合并后又经历过“去共产主义化”的两次转型正义。
一马舞弊案作为前奏
20世纪末，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全国首次民主选举，曼德拉成为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出任总统后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于各地举办听证会，以特赦换取真相，促使加害者和被害者诉说其于种族隔离时期之经历。南非政府认为，只有完整的真相揭露才能真正避免历史重演，并以特赦换真相，真相换和解来说服当时的社会。
以上两个例子是落实转型正义的国家。所谓的转型正义即是一个民主转型国家对过去权威独裁体制政府实施的违法、政治压迫或不义行为导致社会分裂而进行弥补，还原真相以及促进和解。转型正义的处理方式因社会环境和条件而异，并没有划一的办法。
回看国内，2018年5月9日是我国史上第一次联邦政府政权易手。希盟政府唯一一个可比喻为转型正义的前奏但并不是转型正义的例子即是一马公司舞弊案。改朝换代后，希盟政府展开司法程序审判前首相那吉，追究一马公司舞弊案罪犯的犯罪行为或取回犯罪行为所得之财产。若非政权易手，一马公司舞弊案细节不可能公诸于世。
体制改革才能治本
他日假使一马公司舞弊案结案之后，也无法担保不会发生一马公司2.0。因此，唯有落实体制改革，重建被第4任首相马哈迪破坏的司法独立体制及政府行政分权制衡，才能避免类似案件再度发生。
1990年代，不少美国学者描述转型正义为各国新政权上台后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决前朝政府压迫或侵犯人权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希盟上台之后，也没有以不同的方式解决前朝政府造成各族群间的隔膜，反而是冷处理或延续前朝政府的论调。
举例华社关切的513事件。该事件爆发至今，我国各族群间的信任已不再，取之为猜疑和分裂。一直以来，马来社会和非马来人社会对513事件有不同的想像，形成两个极端，立场明显对立。
此原因在于政府并没有把513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事发50年后，政府并没有解密513事件的文件。
为了让我国人民摆脱513事件的魔咒，我们也许可以参考南非种族隔离和解的方式，成立一个“513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解密513事件文件，于各地举办听证会让加害者和受害者的揭露经历。我们相信以公开和透明的处理方式，可以弥补族群之间的裂痕。唯有面对和正视创伤，我们的社会才能走出族群阴影。
除了513事件外，马来亚左翼运动的历史定位、司法危机、茅草行动、扣留所死亡、赵明福离奇坠落案等都需要转型正义，让历史还原真相，或使罪犯为罪行负责，或落实体制改革。
（本文为隆雪华堂青年团及民权委员会联办的2019年人权周系列活动——转型正义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