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揭橥“民主”开始，200多年来人类各国不论任何民族都对此概念充满无尽的想望与追求。在近代各个国家的政体发展中，随著西方的主流政治传统逐渐为人们，包括亚洲国家所倡议仿行，“民主”蔚为风潮，这是一个无可否定的事实。
然而，“民主”之生成又是那么艰难——其难在民主观念与制度更多的是外来概念，在后发民主国家需要有一个接受、消化和内在化的过程。有学者即指出，公民社会之出现更难于民主制度之出现。换句话说，民主文化和公民素质需要一个较长的培育和生成过程。其次，其难也在于后发现现代化国家的民主选举机制往往易于为执政当局所操控，更与族群矛盾存在著某些紧张的纠葛。马来西亚刚结束的全国大选，似乎再一次验证了这些意见与看法。选前的竞选期间，一部分马来西亚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对两线政治与民主化想像的势头可谓沛然莫之能御，很多人对民主化的制衡与“去种族政治”功能有高度期待；然而选后却迎来了与此想像存著巨大落差的失望与压抑。本届大选华人选民的激情可说是前所未有的，这完全与历史上的民主魅力相符。
诚然，民主就是那么吊诡，它既能激起人们的兴奋，也能使人掉入压抑的深渊之中。与其他民主后发国家比较，马来西亚的幸运在于1950年代去殖民地化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制度的移植，因此，我们不必有刘晓波所谓“中国需要300年殖民化过程”之喟叹。实际上，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而言，我们比其他地区的华人社会更早经历了选举经验，1950年代初的槟城与吉隆坡就已经举办地方选举。半个多世纪以来，不管有意或无意，华人社会在深受种族主义政治霸权之斫害下，在追求自身平等地位的过程中，在思潮或意识上实已逼迫出一种民主化、泛人权的政治现代性。民主制度，尤其是两线制，可说从此在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思维世界中取得了“正当性”。诚如前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拜民主制度所蕴含的“制衡”力量之赐；华人社会深切相信、甚至于“迷信”它能制衡种族霸权，因此归根究底，这又与马来西亚特殊情境下多元族群及种族政治之害有极大关联。
多元社会促进民主
实际上，在有关民主理论文献当中，早期的研究大体认为多元社会不利于民主政治的运作。然而一些学者则认为，民主之巩固其实是可以降低族群冲突的，甚至于认为，多元族群社会不仅不一定会有碍民主化的推动，甚至于在提供各种不同的制度设计、以及领导者之下，反倒是有助于民主化的进行。以马来西亚的情境而言，导致族群冲突的关键原因恐怕在于族群集体身份认同是否被压抑、社会经济结构是否公平以及族群菁英是否兴风作浪，而非多元族群现象本身。然而，究竟民主化与选举是否能够犹如想望般“去种族政治”，则仍充满不少诡谲，难以一言以蔽之。但显然的，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是：种族化体制不容否定是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因为媒体、选举制等弊端都离不开其巨大身影，纠葛极深。
故此，本期《当代评论》特别筹划马来西亚大选后观察专题。首先，黄进发为文评论选后恶评如潮的选举制，他指出“单一席次相对多数制”选制的根本问题在于“其不民主，它同时制造了舞弊的诱因，让政治充满了风险，进而影响政治文化与行为”。唐南发则从媒体作为第四权出发，论述其“在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序或民主化过程中扮演至少三个攸关体制公平、稳定和健全的角色，即资讯传递，深度分析和实质监督”。他进而揭示本国媒体不公，认为“选举是选民投选民意代表以至政府的关键机制，媒体能否提供足够和公平的资讯和深度的分析让选民参考，是显得极为重要”。资深学者罗国华则指出，马来西亚的民主化仍需非政府组织之推动，尤其是“人民导向的参与性政治”，他因此呼吁“巩固在选举结束后，人民生活里的“小p”政治”。此外，民主经验自有其超越区域性的规律可循，本刊也特邀台湾林宗弘及新加坡邝健铭两位学者分别就台、新两地的政党轮替与善治经验进行分析与总结，所谓他山之石或可以攻玉。
《当代评论》期待与读者一起思考马来西亚的选后形势，同时省思我们国家的未来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