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有这样一段话：“…学问在求知，不知故必问，这是学问的精义。…但是学问应该问者是学生，答者是先生。问者是先生，答者是学生，这只是“学答”，不是“学问”。【论语】一书，都是门人问孔子，倒难得有孔子问门人 … 孔子自己年轻求学问时代，才是入大庙，每事问，可见其学皆由问得来。…今天考试制度是教学答，不是教学问。学问不是能由学答教出来的。现在学校若肯让学生问，先生答，这才热闹哩。”
学而不问是今天课堂之常态。五六岁的小朋友一般都喜欢提问。进入学前班、小学、中学后慢慢问题越来越少。到了大学，金口更是不开，等别人问变成是明智之举，那算是“不问”习惯的成熟期了。
学生不提问，有的人归咎老师。但老师也有苦衷，一班三四十位学生，每一位提一道问题的话，怎么上课？若再进一步追究，父母、教育部、社会大概全都脱离不了干系。教育最好是能顺顺利利，不然原因总是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
没有提问、连学生脸孔也缘悭一面的网课，老师感觉有点像自己讲自己听。下课的台词是：“明白吗？有没有问题？”，通常会有一两位比较勇敢的学生会代表全班说：“没有”，这样就结束了一堂网课。有人说这是网课的缺点，但其实疫情前的实体课老早已有这些不问的毛病。
追求学问中的提问，不是指随意的提问，经验丰富的老师从学生的提问可看出学生的水平。有的老师努力营造班上欢迎学生提问的气氛，不停担保不会斥责、也不容许同侪取笑，结果好不容易有人提问了，却不是针对学问，而是诸如此类：“我可以用铅笔作答吗？”、“我用的方法和你的方法不同可以吗？”、“你可以再解释一遍吗？”拜托，后一个连提问也不是，其实是个带问号的要求！
有一道数学题，老师的运算得二分之四，然后约简成二，以下是师生的对话：
学生：“老师，我算到的答案是二分之四，可以吗？”
老师：“二分之四和二其实是一样的，我只是把答案写成整数而已。”
学生：“明白，那么我写二分之四没有问题，是吗？”
看，就是这样的提问水平。
在我国，学习是著重解题多过提问。如果学生顺利解了三十道题目，当中的思考若一直处于“解题状态”而不曾出现“提问状态”，不必惊讶，这是鼓励解题而不著重提问的学习套路下必然存在的现象。而那些无法顺利解题的学生，却不知道该如何通过提问去找出更多的可用资料和点子去跨越解题障碍。
过去的年代，老师出题，不给题解，由助教和学生讨论。在教学科技便利和所谓以学生为中心的年代，老师不只出习题，还需按时发布题解。学生不再有缺乏资料的困境，但坏处是助长学生不先自行解题的惰性，反正多等几天就能取得老师的题解读一读，感觉明白就算学成了，不屑于深入想一想。不解题，读题解，自然就只会抱怨习题不够，感觉信心不足。其实少的不是题目，是他们的思考和提问。
提问的对象未必得是老师。有的人说学生之所以不提问，是因为没有遇上欢迎学生提问的老师。这样说，或许反映些许事实，但难道可以因此干脆把“提问”也抛掉吗？若是小学生，或许说得过去，若是大学生，不问老师的话大可问自己。不管哪个领域，好的学习者经常都在心里自问自答。
学习是分阶段进行的。小学学几何，中学也学几何，大学再学几何，范围逐渐扩张，方法逐渐多元，深度逐渐增加。每个学习阶段都顺利发展的孩子，自然会与众不同，跑在前头。要是其中一个阶段出现状况，接下来的阶段必然学得费力。许多学生不是智力上不行，眼前的不济都是之前不同阶段学习不顺利累积下来的后果。不顺利可以是因为老师不会教，也可以是因为学生不会学。小学数学不知为什么那样运算，中学科学靠死记硬吞，到了大学读数学、物理、工程学，难道能得心应手？
眼前，新冠肺炎疫情是学习不顺利的一个无奈原因。疫情迫使学校关闭，学生无法按时完成现阶段的课程，必然影响学校重开后下一阶段的学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个巨大挑战。
同理，如果学前教育、小学和中学能顺利分阶段地培养学生提问的方法、态度和心态，到了大学必然已有能力和讲师尽情讨论学问，只可惜我们所见的情况一般并非如此，我们的大学生宁可读题解、问学习表现不怎么样的朋友、看优管的教学，就是不肯听课时提问，更不会叩讲师的门追问。讲师是大学的宝贵资源，不捉紧机会向讲师提问、讨论，父母所付的大笔学费，难道只是为享用校园的各种硬体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