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土团党、阿兹敏阵营、巫统、伊党、砂政盟和若干沙巴政党组成的国民联盟政府，在二月喜来登政变上台以来，除了缺乏民意基础的正当性，国盟在其他领域的表现却褒贬不一，不同的群体对国盟有不同看法。以此，到底该如何定义这个政府的角色是值得探究的话题。
对在野党和社运分子而言，国盟政府是来之不正的政权，透过中途骑劫推翻2018年的委托，国盟也使尽各种政治手段，以官位为诱饵拉拢国会议员支持，行政权干涉议会常规，动用国家机器打压异己，煽动族群宗教情绪巩固权位，显然国盟是一个开倒车的政权。
行动派作风得民心
另一方面，在一般庶民之间，国盟确实是一个好政府，慕尤丁也是最体恤民情的首相，比起前朝希盟的首相马哈迪，慕尤丁显得特别的大方和豁达，敦马的200亿与慕尤丁的2500亿振兴配套简直天地之差，当然这当中有新冠疫情状况的落差。相比推崇政治道德的安华，慕尤丁政府的施政确是行动派的作风，使安华的政治理想感动不了一般的选民，烈火莫熄成为漏气的泡沫。
显而易见，急著养家糊口的中下阶层，他们并不关心疫情好坏与振兴配套的相关性，也不著重政治道德的高低与否，在意的是政府如何施援协助他们熬过难关。
如果再以族群面细分，马来穆斯林群体明显倾向慕尤丁领导的国盟政府，而非马来社会也不必然完全否定国民联盟的“业绩”。批评国盟的呼声确实存在，但这种声音会越来越失去社会的支持，原因之一是喜来登风波的教训，政治乱局导致政府不能全力应对新冠病毒的传播，即便这是国盟造下的孽，人们仍不希望悲剧重演，因此，普遍上对希盟的“恢复民意委托”不予太大的回响，甚至谴责希盟唯恐天下不乱。
国盟政府更接地气
民间对“官”和“僚”的认知不清第二个让国盟获得支持的原因，特别是在疫情未平的当下这种认知模糊的情形更显得明显。一方面是国盟部长屡屡向媒体曝光，特别讲话、直播、记者会频频，使他们被赋予对抗疫情有功的光环，虽然这些“官”只是扮演发言人角色，惟身在前线的卫生局、医护、警方、军方等幕僚的功劳往往被政治人物所攫取。反过来也侧面解释何以卫生部长阿汉巴巴的欢迎度仍然胜不过卫生总监诺希山，后者曝光度高于前者乃不容忽视的因素。
因此，经常被希盟指为杂牌军的国盟政府，在一般的市井小民眼中却是比希盟更接地气的政府，即便国盟颠覆了两年来体制改革所做的努力，有著重返国阵旧俗之趋向，一般选民还是不太关注这类的高层次议题。
是此，希盟除了冥想夺回政权，更应该深思如何挽回被“后门政府”夺去的民意支持，灌输人们关于体制崩坏和政治道德与庶民生活成正相关的现实，而在这当中希盟也须反思到底失去了什么，哪里必须有待加强，甭管“倒幕”成功与否，这些都是必须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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